◎ 杜芸珮
立委余宛如女士想帶著小孩進入議會，緊接著提案修法，讓三歲小孩盡議場，媒體找出歐盟有位媽媽議員，打從襁褓時期就帶著她的女兒進入議場上班新聞等云云。余女士提到女性有權利帶小孩進入職場，職場應該要有足夠友善的環境讓照顧者能夠帶著孩子，讓女性在滿足孩子需求的同時也能完成工作上的責任。
但台灣的社會能夠容許這個行為嗎？帶著小孩上班同事或是主管是多一份支持？還是多一份同情？或是少一份肯定？看新聞評論爭論不休，台灣社會似乎還容得下多元的聲音。
若不是職場，我們換個相對容易修法的校園環境，試問學生能不能夠帶著小孩上學？校園裡有沒有足夠的育嬰空間？老師會不會因為主要照顧者帶著孩子上學提供更完整的協助？就哺乳這件事情，社會有更開放的討論與共識嗎？
筆者從小孩出生三週起，每天帶著小孩進出學校，上課小孩睡覺，或安靜的躺在車裡，下課時我就同一棟建築裡的育嬰室餵奶。這樣過了幾個月，當孩子開始喜愛發出各式各樣的聲音，我還是每天帶他上學，我上課的時候，請家人或先生在育嬰室照顧小孩，中間下課或是中午時間，我又到育嬰室親餵母奶，就這樣又過了幾個月。當孩子九個月的時候，也是我新的學期開始，他變得很好動，我還是常常帶他到學校，育嬰室提供良好的哺乳與玩樂空間，也提供主要照顧者遠距學習的設備，也就是在育嬰室可以同步學習，完全沒有時間差。在我們學院，女性揹著嬰兒出現在課堂，或是休息時間在走廊涼椅上哺乳，都不足為奇，路人經過不會施以奇怪的眼光，取而代之是滿滿的微笑。
法律的確重要，我能夠如此沒有負擔的帶孩子上學且放心的哺育小孩，除了有法律保障婦女可以在任何地方哺乳外，校內的政策對孕婦及在職或就學媽媽有良好的政策配套。台灣真的需要完整的法令來保障婦女、小孩與家庭權利。假設余女士真的有心推動相關法令，帶動社會討論凝聚共識，且持續的關注這項議題，我認為余女士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算只是公示性的修法、或只是任媒體操縱議題風向，能掀起台灣社會的一番討論，都是好的。（作者於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班攻讀女性健康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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