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威良
在德國四年級的小學生聽到我與台灣高中生談到死刑處罰的問題，他聽了很有所感地說，「人應該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接著小學生的父親說，其實在一個法治國家，一個死刑犯所需要耗費的費用比無期徒刑、十年二十年罪犯的費用還多。他說，法治國家應該會、也必須讓罪犯上訴， 一般被判死刑的當事人都會力求上訴，官司打下來都要十幾二十年，所耗損的法官、律師及行政費用其實比養一個十幾年的更生人還要高。
如果就實際人性面的報復來說，把人不得假釋地關死，和把人一槍斃命地處死，哪種殘忍？一槍斃命的死，其實是便宜了犯罪者，他死了，所謂「殺人償了命」，但他完全沒有機會懺悔，完全沒有機會在他自己的過錯中學習，根本達不到更生的目的。另一方面，判刑者與行刑舉槍的法警其實都很擔心證據不足時，必須承受良心譴責的折磨。而這樣可能誤判的案例，在台灣一直都有聽說，應該不是少數。
如果覺得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能放過一個真正的重罪犯，那樣的思想是非常可怕的。德國小學生的父親說，如果司法真的是變成報復的工具，而非是從錯誤中再學習來立意，那麼這些被國家殺掉的罪犯家屬，是否也應該一報還一報，他們是否也要報復簽准死刑的國家機器相關人？比如他們為報復的目的而報復判刑的法官、司法院長或是總統？我們應該想想，司法的目的是什麼，才能在廢死與不廢死中澄清我們社會到底要什麼。
最近台灣槍決六人的事件引起國際社會注目，德國人權組織與在台灣的英國辦事處都公開回應，提出他們的看法。有人說，他們是干涉內政。但，台灣當年戒嚴，囚禁許多政治犯，如果沒有國際施壓干涉，台灣政府是不會釋放政治犯的。之前的動物保護法，也是國際社會大力抗議，才催生了台灣走進文明國家之列。人權無國界，國際干涉爭取的是大家的公義與人權。
（作者為德國台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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