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淑君
近日，筆者服務的學校發生情殺事件，面對此事，學校針對造成社會衝擊聲明道歉；然而，這兩天校園表面平靜，一切課堂、社團一如往常繼續運作，但究竟全校師生如何共同面對此事，是無法避而不談。身為教學工作者的自己，倘若就此避而不談，不僅是粉飾太平、更是袖手旁觀，也忝為教育界一員。
新聞紛紛以「人生勝利組，過不了情關雙亡」、「校方出面道歉」、「富二代焚屍情殺」斗大標語報導此事，更引用「ＩＱ好不代表ＥＱ好」來解讀醫學生情殺事件。這些評論將事件歸諸於「人生勝利組」的「個人ＥＱ高低」、情緒控管等個人化的思考。然而，可以追問的是，社會整體走向各種量化追求、專業與就業導向的教育、社會體制下，究竟提供什麼情感資源給情感卡關者？是否有的只是一個情感資源匱乏的社會體制？或者情感資源只能變相地在主流浪漫愛的價值中尋求一些些解答？因此，大多數人只能自求多福、自立自強、自力救濟。
楊德昌在一九九一年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陳述了一名來自公務員家庭、品學兼優的小四，在各種衝擊與壓抑下，情感找不到出口時誤殺了女友的故事。情殺與自殺事件往往不僅是個人ＥＱ高低的問題，也與「人生勝利組」與否無關，而與情感碰壁、毫無出路的困頓感有關；情感成熟度與科系、年齡、職業、社會階級無關，而與一個人如何與自我相處有關。然而，在情感思維、情感教育、情感資源匱乏的社會與教育體制中，情感困頓者崎嶇前行時，可能求助無門或可能先前沒有累積夠多的情感能量，在關鍵時刻無法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每次台灣教育界一發生情殺或自殺事件，教育體制唯一的資源只剩下輔導，但情感教育原本應該是整體環境能提供豐沛感情能量、情感資源與愛人能力的環境。
（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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