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發言人昨日公開宣布，馬總統對陸委會要求張顯耀去職接受調查一案，事前是知情的。張案的是非，由證據來說話，外界不宜介入，但是，由於政府已經定調本案涉及國家安全，那麼這個時候，更值得探討的議題是何謂國家安全？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有何區別？站在國家的高度，中國到底是強敵還是盟友？國家元首若想答以「亦敵亦友」，箇中的分寸又在哪裡？由誰來丈量裁判？
以上幾個提問，都是基本問題，也是國與國往來的重要前提，如果馬先生置若罔聞，也無法迴避，因為這起被政府營造成形同「通敵叛國」的案件，不是個案，或者將成為正式（法律）與非正式（約定俗成）的「判例」，則馬政府六年來的政策路線是否尤其應該首當其衝？
國家安全，當代的定義，已經超越傳統軍事的範疇，舉凡經濟、政治外交、社會、國土等領域，造成國家生存與發展威脅的一切外部與內部因素，皆含括在內。國家安全事項俱屬國家利益，而且是核心利益，因此位階當高於國家利益。
就法制面而言，我們國家有國家安全法，但去年修正公布後，通篇只有十條，實際裁罰更僅三項，除了對人員物品運輸工具之檢查，管制區之指定，最要者，應屬第二條之一，「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蒐集傳遞公務秘密」，即所謂的洩密。
國安法的條文規定：「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書、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違反公務秘密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五條之一），即使是洩密未遂犯，也要處罰。然而，公務界定的「機密」，是以公文上蓋的密件印章為標準嗎？或雖屬事關國安重大，但經權力當局授權者即可為？顯然，人民對國家安全的高度需求，未能在法律上充分對應反映。
台灣儘管意見多元，不過對於以維護台澎金馬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經濟自主，做為共同的安全觀，應該並無歧見。基於這個判準，回頭來看馬英九、金溥聰、王郁琦三位公僕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張案，其斷然決絕的態度，無疑正昭告國人與對岸：中國是極其凶險的敵人。若是如此，面對這樣利益高度衝突的對手，不要說陸委會派遣張顯耀到中國去談判什麼，事前有沒有最起碼讓國會充分理解？基本的公開透明與監督機制在哪裡？更嚴重的是，馬政府本身有服膺在前述基調上擬訂與推動政策嗎？
前不久，馬英九才在總統府對國內工商界公開強調：「不可輕忽中國經濟實力與崛起，不必天使化，也不必妖魔化中國」。對於國會不同意通過對中國的服務貿易協議，去年至今，他便以極高的頻率叫陣批判。國家元首自己的態度，幾乎等於無條件鼓勵與中國經貿合作。甚至一直以來，主政者更主張「要為馬習會創造條件」，同時「不排除與中國協商政治議題」。這些拒絕與公民討論的路線與方向，是否有利於台灣的共同安全觀？有沒有帶頭違反國家安全？
在後冷戰時代，敵人與盟友仍是可以區別的。共同利益大於利益衝突，可稱友邦，核心利益高度矛盾的，當然是潛在的敵國。幾任中國國家主席都對國際宣稱：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其理至明。即使是「亦敵亦友」關係，國際間也不乏審慎將事、步步為營的互動之道。最危險的，則是當權者自己「敵友不分」，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混為一談，以致自行定義國家安全的意義，這對台灣安全造成的威脅，遠遠大於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