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榮志
回想今年三月廿四日仍歷歷在目。
行政院驅離行動凌晨零時開始，先是北平東路與林森北路口，媒體直播，身著深色防護裝的警察，開始整隊。以盾牌警棍當武器，跺、打、揮、踢、踹，各種暴力形式，對付手無寸鐵和平靜坐的民眾。
整夜，頭破血流，受傷哀號，媒體被驅離，律師被刁難，醫療團隊被阻擋。司改會的電話沒有停過，焦急的學生民眾，擔憂朋友安危，氣氛肅殺，直到清晨六點。這一夜，或許只有江院長還能安穩地睡。
整個指揮鏈上的人，互相推諉，至今沒人被追究責任，當然，警方也沒有任何的檢討報告。四個月過去了，江宜樺、王卓鈞、黃昇勇、方仰寧等下令驅離者「們」，終於首次接受司法程序的調查。
受到國家暴力的被害人，選擇直接向法院提出自訴程序，跳過檢察官。凸顯歷經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民眾與學生已對檢警偵查體系完全不信任，但是，卻願意投向法院，冀望由此得到最後的司法正義。
類似場景也發生在二○○五年的土耳其。一場慶祝世界婦女節的和平示威活動，引發警察無差別的暴力驅離，受傷民眾在國內遭到敗訴判決確定後，最終向歐洲人權法院尋求救濟（Izci案）。
歐洲人權法院判決土耳其政府敗訴，並指明和平集會應該要受到政府的尊重與容忍。政府更不得驅離「和平、非暴力」的集會，進而直接宣告土耳其警方的暴力手段，構成「酷刑或殘忍不人道的待遇」，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甚至，打人的員警遮蔽識別號碼，企圖讓受傷民眾無法追究。對此，歐洲人權法院說，事件發生後政府沒有展開調查，等於變相縱容警員，得藉遮蔽識別號碼而拖延、阻撓程序，並且因此卸責、得利，都是國家失職之處。
台灣依《兩公約施行法》適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七條與第廿一條，也禁止酷刑並保障和平集會自由。第廿條一般性意見，更要求國家應對於酷刑的申訴，進行迅速的公正調查。
依此標準，那一夜，行政院要求在上班前淨空的命令，合法性將遭到嚴重挑戰。傳喚江宜樺等人，開啟調查程序，除了合法，更是國家之義務，法院能頂住壓力，實在甚值肯定。
（作者現任民間司改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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