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汎禧
自從二○○○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尤其是在杜正勝出任教育部長之後，歷史教科書的爭議就不間斷地浮現在社會輿論和學術界。在這八年間，為了要以台灣史做為高中歷史的教學主體，歷史教科書增加了台灣史的授課內容，這導致國民黨學者出現了一種自由主義式的論述；這種論述呼籲民進黨政府不應以政治力量干預教科書的書寫，簡而言之，就是要讓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自由主義的邏輯是政府的權力，只應限縮於日常的行政與法律的執行，除此之外，政府不應該有價值上的判斷，更不應該把自身的價值判斷加諸一般民眾。
但回顧威權時代，在國民黨以國家機器之力量，強加中國法統正當性的幻想於教科書上時，我們從來不曾見到當時國民黨以自由主義的論述進行反省；相反地，在民進黨以政府力量，弱化其大中國意識形態的論述時，國民黨才大聲疾呼政治力不應干預教育事務。就此而言，國民黨的自由主義論述，僅用在維護自身於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優勢意識形態與社會經濟地位，當其重新握有權力時，捨棄自由主義的信條就成為一種機會主義的必然現象。
而「日據」的措辭更顯示出以中國觀點做為中心的價值判斷，即「中國（清帝國—中華民國政府）才是唯一對台灣地區具有統治正當性的政府」；反之，「日據」的修辭也表達了日本帝國對台灣的統治，是一種不合法的佔據。但若以上述正當性的角度出發，無論是台灣總督府或是中華民國的法律體制，在統治初期，兩者皆以暴力的鎮壓迫使台灣民眾默認國家的權威；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台灣人在政權遞嬗的法律繼受過程中，根本失去了對國家發言的權力，就此而言，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位處同樣薄弱的位階。所以，若日本統治台灣是為「日據」，那以暴力強加大中國體制予台灣的中華民國，其統治是否也可說是「中據」呢？（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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