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江國慶冤死案，特偵組在偵查終結後，以罪證不足或追訴權時效消滅為由，對所有參與人員為不起訴處分，並交由監察院為後續處理，如此的結果，讓人扼腕，也讓人氣憤。
面對公權力機關的違法濫權、刑求取供，甚或故為入罪等等，殘害人權的結構性犯罪，往往會面臨諸多的困境，以江國慶案來說，司令竟是動用不具有司法警察身分，且是針對間諜的反情報組為偵查工作，為取得被告自白，而無所不用其極。雖然事已至此，卻因偵查的密行、軍方體系的封閉、被告早已草草被槍決等因素，而難以找到證據。而就下指令的司令而言，也可以「未下令刑求」，而將責任推給下屬，再加以此案是檢方起訴、法院審理的結果，更可將冤死的責任推給檢審。
即使有證據證明此等人員的枉法濫權，但由於濫權訴追罪的處罰對象，是否能包括到司令與反情報人員，恐有其侷限性。即使能包括，但因濫權訴追致死罪的追訴時效，依據刑法施行法第八條之一，必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舊法，即只有十年的時效，卻因案件已經過十五年，而必須為不起訴處分。如此操作法條的結果，必陷入人人有問題、卻也人人無責任的困境，江國慶的死，彷彿是「天災」所造成。
檢方的不起訴處分，出於法條的侷限，或有無奈，卻也非到無能為力的地步，因這種藉由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所造成的人權侵害，乃具有一體性與組織性，若將參與者的責任為切割處理，必因責任分散，自然會執著於較輕的濫權訴追罪，而不會往較重的共同殺人罪為偵辦，追訴權時效自然也較短，而得以使這群人輕易逃脫法律的制裁。因此，面對此類犯罪時，如何能在罪刑法定與正義伸張間，尋求一個正當化的途徑，正考驗著檢方的能力與膽識。
惟檢方不從此種犯罪的特性與人權保障為考量，卻急速的以不起訴處分為終結，雖將全案交由監察院處理，但由於懲戒時效也僅有十年，也會躲過懲戒，檢方錯失伸張正義的良機，這群滿手沾著江國慶鮮血，而得以升官加爵者，也繼續享受全民供養。
正義若是如此伸張，人民吞不下去，冤死者的亡魂也難以安息。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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