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欽榮
以「後現代」觀點視之，「紀念偶像」轉為「紀念民主」的空間體制，充斥偶像／正統／儀式／規訓／格言式的前近代帝制語彙，硬體霸權雖然難以動搖。但是，就如過世不久的法國思想家布希亞（Badrillard）所言，這些「符碼」（the code）就像商品符號和象徵。桃園境內設立了蒐集「蔣公」銅像的園區供商業參觀，民主紀念堂安座的銅像將近十公尺，與桃園那些排排坐的銅像有什麼兩樣，「銅像」物質性的存在，只是尺寸超大，如果網拍，象徵性與價碼更高而已，這些現象表徵了專制時代變遷到「符號」消費時代的嘲諷吧！
如果嚴肅看待，台灣正處於民主轉型期過程，不只是政府，更是人民要如何處理當代社會面對過去負面歷史遺緒的課題。反省歷史正義與社會和解是我國的全新事務，有其嚴肅一面，本文只談「以國之名」的紀念空間延伸的兩點感想。
一、國家紀念地的象徵性轉型：建築學上「中國帝治建築體制」的形式與符號，從巨大建築到微小符號裝飾，充斥於市中心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的園區、建築裡外，國內外觀光客絡繹不絕，好奇的正是親身體驗在園區裡交會著「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奴役」的建築形式與內容的重疊、激盪，錯置著專制時代遺留空間在消費時代的衝突，園區佔據市中心最方便的永久位置，它的賣點於今天而言，就是「衝突性」的觀光價值，是國家紀念地嗎？這樣的現象是消費時代的反諷，還是嘲弄呢？
二、命名與實質內容的轉型：最具象徵性的主堂上層改名、銅像以「文資法」之名威儀四方，動彈不得？而具有博物館經營的實質內容的下層，仍然交會著「衝突性」的說明，上網查詢，仍然可以看到戶外名為「民主大道」與主堂上層「恭立 蔣公坐姿銅像， 以供瞻仰。」、下層「 蔣公紀念室」在同一網頁並列說明，這種現象不是很「後現代」嗎！
目前，我們不必為紀念空間的改名或質變，帶來情緒性的衝突，理性或「後現代」觀之都好，台北市中心巨大存在的園區，為布希亞捕捉類如迪士尼樂園所指稱「擬仿」（simulation）的奇異動態過程，增加一例；我們的民主轉型期仍然處在說不清楚什麼是「歷史正義」的過程當中。（作者為設計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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