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皇池／台大法律學院教授
二〇二六年五月廿八日，菲律賓與日本發表全面戰略夥伴的共同聲明，重申進一步促進和平、穩定與相互信任之需求，並藉由以尊重國際法為基礎的海洋合作的方式來達成，且決定將就兩國間「專屬經濟海域」（EEZ）及大陸礁層之劃界展開正式談判，兩國並將依國際法，特別是《海洋法公約》之相關規定，亦參酌相關國際司法實務案例，以提升該區域之法律確定性。
對此，中國外交部立即抗議，並基於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之主張，進而宣稱對日菲的重疊海域，亦享有海洋主權權利等國際法權利，且派遣海警船艦進行「執法巡查」。我國外交部則除駁斥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主張，表示中國在台灣東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權權利外，亦指出日菲須充分正視我國主權與權利存在之事實，強調任何未經我國同意或參與之結果，都對我國不生任何效力。
眾所皆知，我國在東部水域的海洋權利，從台灣領海基線向外延伸二〇〇浬，並無模糊空間。此外，《臺日漁業協議》與《臺菲漁業執法合作協定》是日本與菲律賓分別依據國際法與台灣就相關權利之安排。我國固然肯認鄰國以國際法為基礎之和平對話手段來解決分歧，然無庸諱言，日菲兩國EEZ重疊部分，除東南一小角外，絕大部分是與我國EEZ海域以及我國暫定執法線之範圍重疊，恐將涉及我國海域權益，但日本與菲律賓在未邀請我方之狀況下，即展開海域劃界協商，容有商榷餘地。
就國際法而言，有關海域劃界之規則，以《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四條與第八十三條揭櫫之原則為核心，但實務運作上若以協商方式為之，則當事國享有相當大裁量空間。即令如此，當協商當事國所將協商範圍涉及第三國海域時，則兩國是否有權把第三國的海域納入劃界範圍，就有嚴重法律爭議。
首先，日本與菲律賓重疊水域中大部分是台日菲三國重疊海域，無庸置疑我國是相關國家之一，因此就涉及我國海域之部分，倘缺乏我國同意之協議，都難以構成最終劃界協定。而根據《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四條第三款揭示之法理，日菲亦宜盡最大善意、努力以及合作精神，與我國進行有意義之協商以及合作。
第二，檢視海域劃界之國際司法實務，當海域涉及第三國海域時，則國際法院或爭端解決機構進行海域劃界之範圍就可能受到限縮。司法實務上，約可分成兩類模式：其一是將劃界範圍限縮於當事國與第三國海域主張範圍之等距中線，其二則是將第三國有權主張之範圍完全排除於劃界範圍內。從此觀察，倘日菲依照國際司法實務之論理來進行協商，則應將其劃界範圍限縮於我國得主張EEZ範圍之外，倘不如是，則將有違日菲兩國聲明中所謂提升法律穩定之宗旨。
第三、若兩國執意不讓我國參與或尋求可行合作模式，則根據《條約法公約》第三十四條之「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或權利」（即「條約不損益第三國」（pacta tertiis nec nocent nec prosunt）原則），無論日本與菲律賓協商結果如何，對我國皆無法律效力，我國依然有權按照國際法與《海洋法公約》，來維護海洋法上的權益。
最後，檢視過去七十餘年來台灣與中國各自統治互不隸屬之事實，中國對台灣以及台灣周邊島嶼，都不享有任何意義之領土主權，因此台灣、日本和菲律賓就重疊水域而生之海洋主權權利事務或爭端，都與中國缺乏國際法上之關聯。然而中國竟執意派遣艦艇執行所謂「執法巡查」，而以往「維護這片海域秩序的，是中華民國台灣海巡，而不是任何外來執法力量」，中國如此行動無疑是破壞過去七十餘年來所建立的現狀，是現狀破壞者。
總結而言，日菲兩國以和平且合乎國際法手段解決海域爭議，本無非議，然因可能涉及我國東部海域權益，不得不慎，但如上所述，此等可能風險，在法律與外交上皆屬可控；反而是中國趁亂打劫，藉機破壞東部海域執法現狀，構成立即且緊迫之危險，實需更嚴正看待，就此，政府誠需有積極作為，以捍衛國家主權與相關海域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