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宏吉／台灣智庫博士後研究員
中共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三次會議與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於三月十一日閉幕，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五日的例行工作報告中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經濟成長五％、財政赤字率四％、城鎮調查失業率五．五％、城鎮就業人口增加一千兩百萬人、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並提出「大力提振消費」、「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等重要工作任務。
李強在報告中多次提及「消費」，顯示提振內需已是經濟政策的首要之務，為提振消費，國務院將發行一兆三千億人民幣的超長期特別國債，以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發行五千億人民幣的特別國債，以支持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補充資本，並新增四兆四千億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專項債。李強又提出要打好政策「組合拳」，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持續打造「投資中國」品牌，同時「傾聽市場聲音」。
根據「日經亞洲」（Nikkei Asia）三月十一日的報導，今年中共兩會有五個「沒有」（five ‘no’s）：一是沒有總理記者會，二是經濟政策沒有意外（no surprise），三是外交政策沒有變化（包括外長王毅），四是安全檢查沒有僥倖（no chances），五是沒有脫離（no digressions）習近平路線。其他的「沒有」還包括沒有通過習近平提倡的「民營經濟促進法」，也沒有發表新的人事安排，例如提名國防部長董軍為中央軍委或國務委員。此外，根據「日本經濟新聞」三月十八日的報導，習近平在人大相關會議上指示停止「內卷」（因國內市場過度競爭導致企業兩敗俱傷），要求廠商「優化產能配置」。
事實上，不管是「促進民營經濟」、「停止內卷」、「優化產能配置」、「傾聽市場聲音」，反映的都是中共由上而下的指導式經濟。在自由市場經濟之下，民營經濟何需「促進」？市場聲音主導供需調節，何需「傾聽」？企業在競爭壓力下，自然會追求產能配置最適化，經營不善的企業退出市場，也就不會「內卷」的問題。這樣的指導式經濟可以溯及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y Policy）中強調的「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也就是由共產黨掌握國家重要經濟部門。由此可見，號稱代表全中國、代表中華文化的中國共產黨，其思想本質仍然是外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自一九二一年創黨以來從未改變。
學者馮崇義、吳祚來、周曉、何清漣在二○二三年共同發表著作「左禍百年 中國國殤」，書中以大歷史的角度，探討中國共產黨的起源，以及對中國造成的禍害。作者們詳盡分析共產主義毒害中國的起源：布爾什維克（Bolshevik）的暴力政變與共產國際的成立，西方左翼記者如何美化中共統治，二戰後美國政府如何失去中國，一九五○年代的中國在中共極權黨國體制統治下的慘況，一九九○年代以降美國歷任政府對中共的誤判與錯誤的對中政策，以及中共對美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全面滲透。
將馬克思主義引進俄國的重要人物、後來受到列寧迫害流亡的普列漢諾夫（Georgy Valentinovich Plekhanov）在一九一八年臨終前的遺囑中寫道：「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以布爾什維克為師的中共更是如此，中共成立之初，精心編造一個又一個的謊言，誘騙知識份子和普羅大眾相信財產公有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等到奪取政權後，謊言一個個被拆穿，共產黨的統治權力受到威脅，就訴諸暴力來鎮壓所謂反革命異議人士。中國在共和建立初期，雖然有軍閥內戰，但是也曾經歷過一段民主憲政的實驗期，中國原本有機會阻絕共產主義的毒害，可惜這樣的機會在孫中山決定聯俄容共之後轉瞬即逝，新中國由師法歐美轉而師法俄共，在思想上重塑了新一代的左傾知識份子，共產主義從此禍害中國百年、甚至禍害世界至今。
中共對內宣傳共產主義的教條，對外卻以「中國共產黨不是純正共產主義者」的說詞來欺騙西方。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即透過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美軍延安考察團（Dixie mission），以及國務院親共外交官（例如謝偉思， John Stwart Service），散布「中共是抗日民族主義者」、「中共是農民政黨，和蘇共不同」的論調，欺騙羅斯福總統及其策士，進而影響二戰後馬歇爾將軍的對華調停立場，以及杜魯門總統的中國政策。在尼克森政府時期，中共將自己包裝為美國對抗蘇聯的盟友，形成美國「聯合中共打擊蘇共」的詭異景象。卡特政府時期，中共將自己宣傳為美國的東方表兄弟，鄧小平訪美時刻意戴上牛仔帽，塑造親民形象，然而背地裡卻軟硬兼施，要求卡特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卡特政府全部照辦。柯林頓政府時期，中共更包裝成資本主義擁抱者，誘使柯林頓政府說服美國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大力支持中國於二○○一 年加入WTO，實現中國引進華爾街資本發展製造業傾銷全球、空洞化美國製造業的大戰略。然而，美國兩黨的建制派卻認為這是和平演變中國的唯一道路。這樣的錯誤思維主導了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政府，直到二○一七年川普總統上任才有所轉變。
以此觀之，中共兩會的背後基本思想，與二○二四年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並無二致。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本質上就是確保共產黨紅二代的權力制高點，假「共同富裕」、「促進民營經濟」為名，推動實質上的「國進民退」，確保經濟體系確實為黨國體系服務，並以「穩外資」的資本主義面具，以及DeepSeek、黑悟空之流的中國式創新，企圖吸引華爾街與矽谷重新為中國經濟注入資本。在此同時，擴軍備戰絕不懈怠（中國國防預算成長率已連續四年超過七％），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絕不放鬆，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的終極目標絕不放棄。
面對內需低迷、房市不振、外資撤離、青年高失業率等內部問題，以及川普政府全面性的貿易關稅與科技制裁的外部衝擊，中共的因應之道不是給予個人更多選擇，不是創造更多市場自主，而是增強黨國體制對個人及市場的控制，以及更多的政治整肅和社會鎮壓。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如何演變，其內部問題是否會外溢至周邊國家，值得密切觀察並及早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