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龍／《印太新秩序下的台灣之路》作者
我在上一篇的《全球經貿典範移轉與新雁行架構》文中說明，全球正在進行地緣政治，產業經濟以及商業模式「三位一體」的典範移轉，進入新國際雁行發展型態。在資訊科技對民主韌性可能產生影響下，外交（Diplomacy）、資訊（Information）、軍事（Military）及經濟（Economy）成為跨國供應鏈合作的主宰因素，台灣產業與企業正處此變局，釐清新產業發展策略是避險的必要手段，亦可巧妙利用優勢，為產業創造新機會。
首先在跨國供應鏈重組上，面對China+1，台商必須因應前進新南向或新東向國家所遭遇的法規與經營環境等「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s），這是挑戰。但海外當地市場需求亦不斷轉變，使得矩陣創新有發揮空間，一如泰國在智慧交通與城市管理上的殷切需求，使得台灣產業也面對一定程度在系統整合創新上的「非系統風險」（None systemic risks），這也是機會。
由於地理區位上的去中心化可能更加顯著，加上AI等資訊科技的應用蓬勃發展，運用數據來進行「跨地理區位」與「跨產業領域」的整體營運治理，變成台商全球競爭力的關鍵。然而鑑於數據韌性與供應鏈韌性大有不同，後者受天災人禍影響仍可透過替代性商源而達到可持續營運的效果，但前者的重要數據一但被極權主義所掌握，將嚴重危害全球客戶個人與國家利益的不可逆影響。
因此，思考新雁行理論的產業策略時，無法單以生產成本與市場商機切入，對外投資必須透過DIMEs架構，仔細評估適當的海外佈局與合作對象，對內整合必須以聯合艦隊作為基本隊形架構，強化資訊治理協作。此皆非單純的企業策略規劃，投資風險評估，與盡責調查等「底層設計」邏輯，佢等僅為必要條件，更需民主國家陣營間政府在「頂層設計」上的長期合作，縮短學習曲線，降低系統風險，建立從園區，到城市，甚至雙邊經濟體間的雁行整合，才能建立台灣產業海外棲息地。
傳統雁行理論的對外佈局，通常由跨國品牌企業決定，如蘋果決定其在中國或印度的手機生產規模，並由代工廠商執行。這種傳統模式缺點是投資決策相對集中，難以支撐投資與被投資之民主國家間的長期雙邊協作，而我大膽提出「產業聯合艦隊」的概念，使其對外投資主體為多家跨領域企業所組成，可能更有助於鞏固雙邊協作關係，並促進其在地化，有關此一主張，後續將有一系列實證專文分享。
然台灣產業聯合艦隊的內部協作，亦為一挑戰課題。我認為其最高指導方針是，優先針對具有網路外部性的數位科技與ESG治理問題，在各企業中間取得共識，並能夠在國內外具體落地進行協作。切入這些重要議題，能夠同時調和企業的內部文化差異，促進相對穩定的治理結構，達到「負向規避」（avoiding negatives）效果，其次才是針對海外新需求，透過矩陣創新去整合個別企業的差異性比較利益，達到「正向創造」（creating positives）效果。
民主國家的政府間協作與政策工具引導，我們主張也可以依據這樣的優先順序，先著手雙邊數位科技治理的接軌與協作優化，其次再深化於產業垂直應用上。這使得在人才或資金的協助上，我們都有一個優先順序，也就是產業聯合艦隊的主題也許可以先聚焦，但政府間協作的切入點，建議可先從數位治理與韌性的合作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