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政達
因一件師生霸凌事件，促成教育部於日前預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草案，但修正條文卻使關鍵定義愈改愈模糊，遭兒權團體批評為「重調查輕輔導」。
「生對生」的霸凌事件一旦成案，我們當然希望強化「輔導先行」的立場，但因涉及層面極廣，涵蓋學校、家庭、社會及相關單位，有時想面面俱到，實在窒礙難行。但只要學生一日未走出校門，則引導其走向良善，有教無類的教育初衷不會改變。
至於「師對生」霸凌事件的調查，若有實際動手、體罰或言語羞辱，乃至結合群體，置被霸凌者於孤立無援，才得以因跡證明確，而對教師不妥適行為作出懲處。但師生間本是不對等關係，特別是大學，如同校園性平事件般只要一方感覺「不舒服」就已成立，有時立意良善的作法，往往受到學生或家長的曲解，而產生兩極化解讀。
以必須身體力行的體育課程為例，希望學生親力親為，經由反覆練習的過程體悟努力不懈、團結合作的真諦，筆者通常會將考試標準訂得高一些，讓受測者勤於練習以自我突破。或設計兩人、多人相互配合，如球類運動的對打或傳接，再給予一次又一次的考試機會，並觀察學生投入付出的程度，運用一些小技巧，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放水（暫停碼表、增加球數）讓受測者因達標而獲得成就感，並對該單項運動產生興趣。如此一來不僅能建立學生的自信心，也可促進同窗情誼、降低師生對立，實是一舉多得。
但對協調性欠佳、不愛運動又欠缺參與感的某些學生而言，卻誤解是師長在刁難，總在一開學，老師宣布考試內容後就自我放棄，可能從此就不來上課。這類學生的認知解讀是，體育課要求過分，訂定極高標準讓沒通過的同學以考試當練習，跑了一趟又一趟，非得把你累到半死不行。此話聽在愛子心切的家長耳中，當然馬上火冒千丈，直指這是「校園霸凌事件」。
介入角度不同，就會有不同解讀，草莓族學生加上直昇機家長，使原本立意良善的教學規劃，變成師長惡意刁難的校園霸凌，令有心落實體育教學的師長有著莫大的無力感。
（作者是科大體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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