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敏勇
文學在南方，確切地說是：台灣文學在南方。南方，不只地理意味，更有政治意涵。前有韓國瑜的「高雄又老又窮」，後有郭台銘的「演唱會經濟養不活二百萬人大城市」，讓人想起一群文學人在高雄墾拓台灣文學的形貌。更前，美麗島事件開啟民主化運動的新序曲。
昔日高雄以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基礎，發展工業支撐台灣經濟。工業區男女工人奔赴於途的時代，台北以首都之名，佔盡優勢，得天獨厚。台灣的南北失衡，頭輕腳重，卻又重頭輕腳。在那個時代，台灣文學就彷彿是中國文學、台北文學。卻連「中華民國」走不出去，代名詞也是「中華台北」。其實，自美麗島事件開啟台灣的民主化序曲以來，南台灣一直是改變黨國體制的地方基礎，但也有迷惑於政治騙局的時候。
一群文學人，以鄭烱明（詩人、醫生）運籌帷幄，彭瑞金（教授、評論家）擔綱主編，陳坤崙（詩人、印刷業者）負責發行，曾貴海（詩人、醫生）社會運動關連，形成共同核心，加上一些參與協力者，奉葉石濤（小說家、評論家）為精神導師，開啟了自《文學界》（一九八一—一九八八）到《文學台灣》（一九九一迄今）的墾拓歷程。
《文學界》先後出版：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一九八七），「笠」詩論選集《台灣精神的崛起》（一九八九），為台灣文學立築精神標竿。進入《文學台灣》時期，更從一九九○年代迄今，卅多年來，高雄為台灣文學在南方發聲。一九九○年代，先後出版標示「台灣精神隱喻」的《混聲合唱》笠詩選，以及「解嚴後笠詩選《重生的音符》」及許多文學書冊。
戰後，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長期蹲下來，知識份子文化人的犧牲，讓台灣人形成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病理。大多數台灣人扮演頸部以下身體的角色，支撐流亡殖民性黨國體制作為頭腦，在社會構造下層的「經濟」，支撐上層的「文化」。沒有文化主體性、自覺性的大多數台灣人，迷惑於生產與消費的物質化現象，缺乏精神。
受過「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之騙，但也透過選票罷免政治騙子。高雄人還會迷惑於「你的孩子國家養」的野心家粗暴鄙陋政治話術嗎？台灣人啊！黨國戒嚴時期被脅迫，現在還被騙嗎？
文學的啟示會堅定我們的心。來看看台灣詩人巫永福（一九一三—）的一首詩〈愛〉：
父母未曾說過愛我／
但我領悟父母的愛／
你每次都說愛我／
你的愛卻無法領受／
你想征服我把愛說成一視同仁／
我知你的花言巧語含有虛偽／
你恐擁有我的心／
但我的心常受騙已成了石頭。
（作者是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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