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儼峰
憲法法庭二十四日判決，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之「限制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尚屬合憲，並指出兩點立法上主要指引：
第一，就所謂有責配偶概念限縮於「唯一有責」配偶。在解釋適用上，限於單方配偶有責（另一方毫無責任），才有第一○五二條第二項但書之適用；因此若雙方皆有責，就不再區分孰輕孰重，都一概回歸該條項的本文規定，當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時，雙方皆可請求裁判離婚。
第二，是時間上的放寬。唯一有責配偶在經過相當期間之後，允許得訴請裁判離婚，以免完全斷絕離婚機會，造成過苛現象。顯然大法官採取了較和緩的態度，適度放寬有責配偶訴請離婚的窄門，同時細膩地顧及國民法感情、婚姻制度的社會性功能。在涉及人倫、家庭制度的法制變革時，改革步伐不宜跨的太大、太急，而不妨留待社會逐步形成共識，始為良策。此號憲法法庭判決之拿捏得宜，確實精彩！
筆者認為，憲法法庭判決作成後，在弱勢配偶及其子女的切身安危問題，亦值得關心。亦即未來在配偶雙方都有責的情況下，對於訴請裁判離婚之一方而言，舉證責任將顯著減輕，因為哪怕是自己有責亦無妨，只要能夠證明他方或多或少有責，即可離婚。如此一來，對於被訴請離婚而尚無意離婚一方，處境將進退維谷！
舉例來說，弱勢配偶受到不當對待，而需暫時搬離，但這樣分居舉動，是否會被認定對婚姻破綻負有「些許」責任？倘若弱勢配偶攜同未成年子女搬離，影響他方探視權利，是否也會被認定為有責呢？在現實生活尚需考量人情世故、經濟資源等複雜因素，勢必導致弱勢配偶難以作出抉擇！過往實務見解，被迫搬離分居的弱勢配偶很可能是有責程度較輕一方，可免於被訴離，但新制下卻可能有所不同！司法實務見解如何發展，值得關注。
但必須提醒的是，每件家事案件都有其個案特殊性，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僵化標準。筆者可想見，未來勢必會有新聞提及分居成為該案中的有責因素，但就法論法，分居之一方其實並不當然有責，仍待每件個案獨立判斷。因此，建議面臨遭受不當對待的弱勢配偶，仍應以自身安危為首要考量，切莫怯於分居、委曲自己待在危險環境而釀就憾事。
（作者為執業律師，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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