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砲火日漸猛烈，攻擊平民及非軍事設施的情況，更是有增無減。國際刑事法院雖已著手調查戰爭犯行，卻總被認為僅具象徵意義，致突顯普世管轄權於政治現實的困境。
基於國家主權，任一國家的司法權，自以屬地管轄為原則。雖隨著地球村的形成，如海盜、劫機、人口或毒品販賣等，即跨越國境犯罪的增加，各國刑事管轄權雖不免擴大於此，卻仍忽略殘害人權之類的國際犯罪。而二戰後，盟軍於紐倫堡與東京成立超國家的軍事法庭，並藉由公平、公正、公開的戰犯審判，以免於勝王敗寇之口實，所謂普世管轄權，終於得以落實。
又於一九九○年代，南斯拉夫與盧安達相繼發生種族衝突，聯合國安理會於海牙成立特別法庭，以來審理相關的戰爭犯行，也間接促使一九九八年羅馬規約的簽訂，並在二○○二年於海牙成立國際刑事法院，對戰爭犯罪的審判機構就因此常設化。
而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除羅馬規約的簽約國外，也及於依羅馬規約第十二條第三項同意接受管轄之非締約國。故如二○○九年的巴勒斯坦、二○一四年的烏克蘭，都曾依此向國際刑事法院提出願受管轄之聲明，致使普世管轄權進一步深化。
惟國際刑事法院，並無法律的強力執行機構，故就算普廷已成千夫所指的戰犯，但只要未被推翻且掌有權勢，再多的調查，甚至是訴追，顯都是紙上談兵。故羅馬規約第八十六條要求締約國，除須將規約所定的犯罪轉成國內法外，對於身處本國境內的國際犯罪者，更應負起訴追的義務，而不能置身事外。
而此強制條款，並非僅具形式意義，最明顯之例，即是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於一九九七年至英國就醫，隔年西班牙簽署羅馬規約，因規約明文國際犯罪無追訴時效，就發出逮捕令，並向英國請求引渡。最終雖引渡未果，但英國卻將之逮捕、拘禁，並遣回智利受審。從此就彰顯國際正義的實現，或許緩慢，卻非僅是宣示。
台灣雖非羅馬規約的締約國，卻是潛在的戰爭犯罪之受害者，自不能獨善其身。故現階段，就應將羅馬規約內化於本國刑法，更應將國際犯罪的普世管轄權加以明文，以來實踐人道主義的真正價值。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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