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龍／台灣智庫共同創辦人、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
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中，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絕對是個意義重大的日子。這一天，黨外人士以「1986黨外選舉後援會」的名義於圓山大飯店集結，在現任立法院游錫堃院長的主持下，突擊發起組黨之議，「民主進步黨」於是成立。
近日，由王曉玟小姐撰寫的《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一書，運用豐富的史料蒐集，輔以七位關鍵事件當事者的口述歷史，還原那驚心動魄的歷程。透過這本書，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這群鬥士堅持民主理念的道德勇氣，也見證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最光輝且最重要的關鍵時刻。
然而，組黨這一步只是個開始，在這十天之後，至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完成為止，台灣又花費十年歲月，才實現民主轉型的壯舉。今日觀之，這場號稱寧靜革命的民主化歷程似乎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現象，因此有人以此讚譽當時統治者蔣經國的作為，認為他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但若仔細檢視蔣經國執政後期的政治局面，民主化其實並非必然的選擇與結果，若非有反對運動者不顧生命威脅，以組黨這第一步行動衝撞威權體制，蔣經國也不會採取回應式的妥協，選擇以部份的自由開放來換取統治的延續。這也意味著，台灣是在反對菁英與統治菁英的互動下，開啟民主之門，邁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也因此，在透過分析當時台灣統治菁英與反對菁英的互動與選擇計算，正確評價蔣經國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將讓我們更看清台灣民主化的動能與困境。
從民主轉型的推進力量來看，台灣的民主轉型是典型的「協商式民主」，由政權的溫和派與反對的務實派共同推動。這是由於即便在威權時期，台灣仍長期舉辦地方選舉，提供反對派在體制內成長與組織化的良機，同時也在國民黨與反對派內部，產生一群溫和且務實的民選菁英，增加協商的可能性。而因長期參與選舉，為爭取選票，大多數反對菁英都修正其原本偏向激進的做法，變得相對務實與溫和。與此同時，選舉不僅強化本土菁英在國民黨政權內部的影響力，同時還把一般人民捲入菁英間的競爭中，使政體轉型從純菁英的政治賽局，變成菁英與群眾之間的互動賽局。最終，選民的選票成為國民黨與反對派競爭的最後仲裁者。
但在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國際案例中，面對民主化壓力之際，有些獨裁者選擇壓制改革，有些則是決定改革，但因時機不對或能力限制，失去主導轉型之機會。現實中，少有被訴求改革的統治者能順應情勢，避免過激暴力衝突且主導轉型成功的案例。只是，面對民進黨組黨挑戰壓力的蔣經國，之所以採取和七年前處理美麗島事件時不同的做法，選擇不鎮壓而予以容忍，進而驅動國民黨主導的政治改革，反應出其為延續政權所作出的理性計算。實際上，當時國民黨的組織力與控制力仍明顯大於反對勢力，後者並無主導民主轉型之機會，也因此統治者的態度與計算就顯得對改革的推動非常關鍵與重要。
美國民主理論大師Robert Dahl曾提出一個看法，他認為「多元政體」（一種民主形式）的出現，和統治者對「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的計算有關。他所提出的「相安無事」模型中強調：「鎮壓成本越高，反對者越安全」、「容忍成本越低，統治者越安全」，而「鎮壓成本超過容忍成本越多，出現多元政體的機會越高。」在實務運作上，當兩種成本接近時，統治者和反對者的策略性互動（亦即，對對方行動的預期），則將變得格外重要。也就是說，不僅相對力量重要，行動者的期待，亦將引導行動的順序與後續回應的方式。
也因此，雖然蔣經國終其一生對民主化抱持抗拒態度，但在反對派菁英經由理性計算，甘冒風險，選擇成事機會最大的時機點，率先以行動衝破組黨禁忌後，考量鎮壓成本越來越高的狀況下，蔣經國才開始推動政治自由化，逐步開放黨禁和報禁，企圖透過局部的政治改革來維持國民黨的優勢地位。
事實上，沒有證據顯示蔣經國希望他所開啟的自由化，最終能發展成真正的民主化。而更多資料顯示，雖然不以暴力鎮壓，但他以修改法令的方式來管理與應對反對運動。在其生前，蔣經國從未表示將允許中央政府的重要職位，包括總統和國會議員，由台灣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也未曾計畫廢除動員戡亂體制。也就是說，蔣經國發動民主改革並不是出於對民主的認同，而是把改革當作一種維持執政優勢所需的統治策略，因此盡其所能地將改革開放控制在自由化的範圍。
持平來說，蔣經國是一位有回應能力的傑出策略型領袖，也是歷史上極少數能在民主化浪潮下自我調適的威權統治者。特別是他對國民黨黨內強硬派的安撫和抑制，讓台灣有機會邁向民主化的階段，但也因此，透過他所設定的框架，也限制住台灣日後政治發展的方向。相較於蔣經國，出於對民主支持的理念，加上推動民主化有利於面對黨內挑戰、黨外競爭與中共威脅等三重壓力下的政治生存，這讓國民黨後繼領導者李登輝，在一九九○年後選擇推動釋放政治犯、解除黑名單、合法化台獨活動、修憲、開放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將台灣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階段。
回歸史實，從政治自由化過度到政治民主化最關鍵的轉折應是一九九○年所召開的國是會議。在跨黨派參與的國是會議中，朝野初步形成台灣民主改革的共識，也才推動了後續的廢除動員戡亂時期、修憲、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由於李登輝的民主信念與務實態度，使其能在多重壓力中尋求平衡、逐步漸進，擁有並善於利用黨國體制來創造有利的改革環境，同時懂得如何將台灣人民捲入改革的過程，用人民做為結盟和鬥爭的後盾，使他能順應民主化浪潮，在更為艱困的黨內外與國際環境下生存下來。
不過，由協商式轉型所推動的漸進式改革，因必須妥協之故，而多有不盡完善之處，在邁向民主鞏固之後，必須藉由推動轉型正義、清算不義財產、進行年金改革與司法改革，甚或修憲來予以矯正。這也是為何李登輝即便在主政時期，戮力推動台灣民主化、本土化，以及強化台灣國際地位，但在卸任後，仍致力於以公民身份，訴諸憲法層次的國家正常化運動，推動台灣第二次民主改革的理由。因為，對內：過去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仍未臻完善；對外：還未能在國際上充分落實「台灣是主權國家」的主張。
距離民進黨以突襲創黨之舉，實質突破黨禁卅五週年的今日，在台灣認同已趨穩定、國際情勢又相對有利的今日，透過對這段民主轉型的再認識，將是我們重新梳理國家與社會關係，修補制度缺失與打造正常國家，邁向永續民主的絕佳時機，也是我們這個世代，對衝破黨禁的民主先賢們，能獻上最大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