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因涉嫌技轉給浩鼎公司獲取利益，遭檢察官起訴，於近兩年審理後，士林地院判決無罪。只是在檢察官仍可上訴下，此案仍無法確定，卻已凸顯檢察官的訴追能力實有待強化。
就翁啟惠涉及期約賄賂1500張股票部分，因無實際的收受行為，必得證明有期約合意之事實，檢方雖提出諸多翁啟惠與浩鼎董事長間的電子郵件，但這都屬傳聞，除非具有極大的必要性與極高的可信性，否則，是不能提出於法庭之上。就算認為有證據能力，若郵件內容僅是擷取片段，就可能是偵查者的恣意選擇，實無法達於超越合理懷疑的有罪證明程度。
再就收受賄賂3000張股票之部分，必得證明是否為貪污對價，即職務行為與收受利益間的對價關係。惟檢察官一直無法搞清，技術移轉事項，是否屬院長的職權範圍，更無法證明這些股票的取得，到底是借貸、理財，抑或真是技術移轉的對價。凡此種種，實令人對檢方的舉證能力，難以恭維。
而此處會有的疑問是，於檢察官舉證不足下，為何法官不進行職權調查？確實，在我國的刑事司法充滿職權主義色彩下，法官接手舉證，似理所當然。只是如此的作為，就混淆了審、檢的角色，也使被告常得面臨兩個打一個的窘境。故二○○三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就改以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為優先，並於第163條第2項但書，明文僅有在公平正義維護或對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者，法院才應職權調查。
惟但書所謂公平正義、被告利益、重大關係等等，實皆屬空泛，要否職權調查，恐又陷入法官的自由裁量。這就迫使最高法院於二○一二年做出決議，將職權調查範圍限縮，即僅限於對被告有利之事項。故於翁啟惠案裡，審理法院不接手檢方不利被告的舉證責任與義務，並主動調查有利被告之證據，不過就是落實最高法院的決議。
雖然，在最高法院大法庭建立後，判例與刑庭決議就走入歷史，但無論是一九九九年或二○一七年的司改會議，對於法官保持不介入調查的中立者角色，都已是必然的共識。也因此，檢察官若要對翁啟惠案上訴，實就得有更強而有力的證據與訴追能力才行。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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