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殺害小燈泡的王景玉，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雖與士林地院的第一審判決相同，但對被告是否具有責任能力一點，卻有差異，致為必須檢討的對象。
根據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行為時，若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造成是非辨識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的喪失者，即屬於無責任能力而不罰，若只是因此使辨識或控制能力降低，則屬限制責任能力而得為減刑。故王景玉雖經鑑定患有思覺失調症，但法官根據精神鑑定之意見，即從被告原是要找尋國小學生下手，卻因感覺有人監視，致轉移目標行兇來看，其對是非辨識與行為控制之能力，顯無欠缺，致須負完全的刑事責任。惟第一審於此認定之後，又引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即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死的決議，致以無期徒刑來論處。
案件來到第二審，法官雖仍尊重被告患有精神障礙的鑑定報告，卻認為下手殺人乃此病症的表徵，並形容是思覺失調症的半個俘虜，致使其是非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降低，就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即屬限制責任能力且得為減刑的規定。如此的結果，雖也判以無期徒刑，卻出現與第一審完全不同的理由。從此就產生一個疑問，即到底由精神醫學專家所為的鑑定報告，尤其對是非辨識與行為控制能力的判斷，法官是照單全收，抑或可自行為法律評價？
此外，由於對責任能力的評價不一，也帶來是否得宣告保安處分的差異。因依據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二項，只有在行為人被判定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時，才得對之宣告施以監護處分。故於小燈泡的第一審判決，因認為被告有完全責任能力，就不能於假釋後，強制其入醫療處所為矯治。反之，於第二審，因認為是限制責任能力，就可於假釋後，繼續強制其就醫為監護，最長期間為五年。如此的差別，不管對被告的權利，或是對社會安全的影響，肯定又有不同。
雖然，小燈泡案仍有第三審要走，但以目前司法氣氛，以無期徒刑為確定，似屬必然。只是於現行精神病監，於床位、人力與資源極其不足下，如何面對不判死的精神障礙犯罪者，恐是主事者須及早因應的重要課題。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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