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法務部推動於刑法中，增列公務員餽贈等罪，以來為公務員收受利益，卻查無對價性關係的防堵條款。惟如此的增修，能否防制貪污或關說之情事，尚未可知，卻肯定有適用上的困難。
公務員受賄，須是以職務行為與他人為交易，並具有對價性，才足以判被告有罪。惟對價性並未見諸於法條中，就得由法官於具體個案，就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來綜合判斷，致易流於司法者的恣意。
而關於是否屬公務員的職務行為，又為貪污對價成立與否之關鍵。只是司法實務對於職務行為之解釋，有採取法定職權與實質影響力說的兩立見解，面對如此的分歧，就使相類案件因法官不同的差別對待，甚至如林益世案般，出現同一案件於第一、二審的不同見解與判決。而原本預期最高法院，能於林益世案來統一法律見解，惜至現今，卻遲遲未有所動。
就因公務員受賄罪於對價關係的判斷與職務行為的認定困難，致易造成治罪漏洞，也成為法務部想增加公務員餽贈罪之主因。而以目前所提出的刑法第一二二條之一的修正草案來說，即規定公務員收受無對價關係而有關聯性的不正利益，且價額超過三萬元者，就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似乎可有效防止公務員任意收受私人不法利益。
惟法條明文無對價性，才落入餽贈罪的處罰範疇，若有對價性，即須以法定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受賄重罪論處。由於刑罰落差極大，除非立法者能明確定義對價關係的標準，否則，到底要適用輕的餽贈罪或重的受賄罪，就又回到法官的主觀決定。
其次，餽贈罪雖不要求是屬公務員的職務行為，致可迴避法定職權與實質影響力說的爭執，卻又要求餽贈須與職務有關聯性之要件。如此的附加，雖可避免處罰過廣，卻因所謂關聯性的模糊性，致難於適用。甚且，為何以三萬元為標準、如何計算價額等等，恐皆陷入不確定之境地。
為了彌補防貪之缺陷，將某些行為入罪化，或許無可厚非，但若所訂法條，處處充滿極為寬廣的解釋空間，既讓人有可乘之機，也使司法專斷的危險，更為提高。（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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