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宛儀
臺灣自八○年代中期解嚴以來，許多曾被視為禁忌、消音噤聲的歷史，例如：「二二八事件」，甚至是擁有裙帶關係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已成為歷史學者爭相角逐挖掘真相的場域，更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大題材，如：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1990）、鍾肇政《怒濤》（1993）、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1995）、李昂《彩妝血祭》（1997）、舞鶴《調查‧敘述》（2001）…不勝枚舉。興起於一九八三年的臺灣新電影，在九○年代更出現多部企圖敘述「二二八歷史」的「新電影」，如：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林正盛《天馬茶房》（1999）等。
歷史事件的創傷（trauma），伴隨「失語」、「失憶」的症狀，應該如何被治癒？從心理學角度看來，不斷的言說敘述，被視為最佳良藥，因此在解嚴後才會出現大量關於「二二八」各種形式的敘述。但不論是文學創作或電影，本身即是虛構的文本（text），不可能完全「再現」（representation）所謂「真實歷史的全貌」，也不該被賦予還原真相的義務，更何況每位作家與導演的敘事觀點並不相同，其中還涉及作家／導演的文化政治觀，因此才會有「原住民」、「本省人」、「女性」、「外省第二代」…等各種敘事模式的創作出版。
筆者以為，當電影與所謂「史實」無法咬合，無法視為「導演刻意扭曲」的結果。政治本不該干涉創作，創作更不應被要求政治正確！「二二八」歷史全貌，應該期待史料檔案出土。至於創作就還它一片「淨土」吧！
觀察當今「二二八」，總在紀念日淪為政治語言與政治資本被操作，媒體與業界甚至將「二二八」當作消費的對象，面對如此沉痛的歷史傷痕，有多少人真心期盼這份歷史創傷病症早日痊癒？（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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