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又有十八名台籍詐欺犯從泰國遣返回台受審，卻有另一批二十五名台籍人士將被移送至中國。這是否意謂著，台灣人遣台、中國人遣中的處理模式，已因兩岸關係的冷凍出現變化？
二○一一年初，菲律賓將十四名台籍詐欺犯遣送中國受審，引發我國人民激憤，我政府就與對岸協商，將此批人士遣送回台。二○一三年，除與菲律賓簽訂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外，也與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個案合作，致逐漸形成台人遣台、中人遣中的東南亞模式。
惟這類域外的電信詐欺，由於犯罪行為地與結果地皆不在台灣，故在遣返回台時，他國若證據提供不完整，就會陷入訴追困境。尤其是所有被害人在中國，在不可能傳喚出庭的情況下，就只能由對岸提供卷證，這不僅無法保證其可信度，更完全得視中方的臉色。
其次，刑法針對電信詐欺，即第三三九條之四第三款，法定刑提升為一至七年的有期徒刑；但根據刑法第七條，域外犯罪須是屬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為刑法效力所及。除非將兩岸認定是一個中國，否則，這些域外的電信詐欺犯，我實也無任何管轄權。既稱為東南亞模式，則未與台灣有接觸的國家，台籍人犯肯定就會被遣送至中國。如去年的肯亞或今年初的西班牙事件，即是顯例。
去年十一月，立法院增訂刑法第五條第十一款，將刑法第三三九條之四的加重詐欺罪列入域外犯罪的管轄權範疇，並於今年三月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二條，將集團詐欺列入組織犯罪的範圍，以提高處罰的刑度。凡此修正，就可使域外的電信詐欺犯罪納入我國刑事管轄權之內。
惟國際刑事管轄權之競合，除逮捕地的所在國外，到底哪個國家有優先權，既有國勢強弱的現實，更有犯罪防制的考量。以近來兩起電信詐欺案比較，對於已遣返回台者來說，就是由我方主動與泰國合作。相對而言，即將遣至中國的人犯，就完全是由中方提供資訊。
也因此，泰國在處理電信詐欺事件，到底要將台人移往何方，除必然受到中國的干預與影響外，我方的證據提供是否充分、能否確保訴追與定罪，或許更是能否成功遣返的關鍵。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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