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威良
蔡總統欽定戒嚴時代的檢察官也是司法加害者謝文定當司法院院長，聽來實在令人毛骨悚然。戒嚴時期的不當判決中，謝文定擔任過檢察官，是共犯結構下的幫凶，並曾獲戒嚴獨裁者蔣經國頒「最優人員」，這樣完整的加害者資歷，竟可以讓蔡總統欣賞，不知蔡總統心中的轉型正義為何。
曾為法學教授的蔡總統，難道不知道戒嚴時期在共犯結構下的檢察官其實就是體制下的加害者。加害者，根本就是罪犯，應該追究責任。縱然我們在戒嚴時，司法放過他們，但是他們本不該再成為司法體系的執法者，早應建立一套退場機制給他們。而現在口口聲聲要做轉型正義的蔡總統，卻要讓加害者成為司法的守護者，顛倒是非，成為世界笑柄。
在台灣戒嚴時代，加害者不但無須承擔錯誤，也無須追究罪行。當年人民被剝奪人權，似屬常態。受苦的台灣人民前仆後繼地用自己的血汗、青春與性命，以和平的方式換得今日珍貴的民主與自由。但這不代表，我們就因為沒有審判而失去是非對錯的準則。德國的轉型正義之所以受到世人尊敬，是因為他們繼續審判追究。當年加害者的殺人罪終身追究，沒有追訴期限。
而台灣的轉型正義，在解嚴後國民黨繼續執政下，完全沒有碰觸。當年的戒嚴時期在解嚴前，就已經擔心加害者被追究責任，而另外訂定一個完全不允許追究加害者罪責的法令，用來保護當年的加害者。使得台灣在述及戒嚴時期不當判決案例時，都只有受害者卻完全沒有加害者。這個荒謬，不僅無解，還在總統心中失去份量，才會讓總統忘了戒嚴時期加害者的存在。台灣長期以來，因為沒有公正審判，所以就沒有清楚的是非，才會讓社會長期被加害者用似是而非的語言製造紛爭與對立，導致連總統都混淆是非了。
（作者曾任德國台灣協會會長，著有《借鏡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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