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不只台灣，遍佈全球，從公部門到私人民間企業、團體，無不嘗試以「文化」之名，創造城市的「再生」或「再發展」。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文化是門好生意」。遇到經濟停滯時，文化力頓時成為「發展」的關鍵字。3C產品要有好的設計，農產品也玩包裝，城市更是大搞空間再生、觀光行銷。文化，是商機、是美學行銷，但是文化同時也牽涉了社會群體的記憶、認同、意義和生活方式。因此，文化總是難以馴服，經常透過不同的政治角力，而展現不同的樣貌。
歷史空間的命運
現在城市行銷除了大型開發之外，最蔚為風潮的還是從「文資保存」開始一連串的空間再利用。許多地方政府，在文資保存的壓力下，一一將古蹟指定為歷史建物。但是，政府對於「再利用」的想像卻相當貧乏，要不是文創園區，就是藝術村。
老字號的藝術村，如：寶藏巖，當初保存下來時，居民、社區與公部門有過不少的纏鬥，擁有鮮明的反抗性格。如今轉變為「台北國際藝術村」，以藝術村的方式續存，成為與歷史無涉，新的觀光亮點。
在其他地方，歷史空間再利用也幾乎不離「藝術村」的形式。如：板橋435藝文特區、台中20號倉庫、桃園馬祖新村、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由於這些空間處於文資保存興盛的年代，沒有遭遇太大的阻力，就被保存下來。
很多人批評這些被保留下來的空間，挪作他用的方式，已然失去空間的歷史記憶、認同、意義與生活方式。不過，空間本來就會隨著人在上面的活動，重新再生產新的記憶、認同、意義與生活方式，倒也不必死守著某種鄉愁式的感傷，批判新的利用方式。
人們更應該在意的是：政府把這些歷史空間保存下來，是為了什麼（所謂「文化治理」的目的）？保存下來以後，要做什麼？
這些問題才是我們應該要好好思考的實際面。特別在政府財政緊縮的情況下，文化部門經常沒錢、沒資源而無力好好地修歷史空間，我們保存下這些歷史空間，該怎麼辦？
找藝術家來駐村
保存下來後的發展，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在「文化是門好生意」當道的年代，為了培植新銳設計師、藝術家、表演者，政府與民間合作，將歷史空間轉變為藝術村、文創園區。藝術村、文創園區週邊也會出現許多服務「創意階級」的藝廊、藝材店、咖啡廳、甜點糕餅店⋯⋯等店舖。
一旦成功成為藝術村、文創園區，便旋即搭上城市行銷的列車，被打造為全新的觀光景點，推上國際。這個趨勢如海嘯般難以抵擋，席捲台灣各地，讓人有個錯覺，以為台灣真的是「文化強國」、「設計之國」。
實際情況，可能更複雜。藝術家駐村計畫隱含著許多根本性的結構問題，雖然藝術家可能覺得駐村計畫有很多好處。
駐村對藝術家有什麼好處？
藝術家在創作初期面臨著諸多嚴峻的考驗。其一，是創作能量上的考驗，其二，生活條件上的考驗，其三，是涉入市場經濟邏輯多或少的考驗。
駐村，對藝術家來說有許多好處。他們聚集在鄰近的空間，有更多機會能夠認識其他領域、不同風格的藝術家，彼此跨領域交流，相互影響，提升創作的能量。
此外，政府提供租金、策展費、生活費、耗材補助（駁二提供每日五百元、創作材料實報實銷），讓許多藝術家，特別是年輕的藝術家，可以不必煩惱生活上的困頓，專心創作。
最後，駐村更容易讓藝術家的作品被公眾看到，得到名氣，甚至順利進入市場經濟中。雖然許多藝術家的作品，無法用商業價值的眼光來看待，但是，至少它可以是個選擇，改善「做藝術就是會餓死」的情況。
藝術家駐村的「群聚效果」，吸引著具有潛力的藝術家進駐。不過，這些好處卻因為公部門與營運者，在管理與策略選擇上的失準，削弱了藝術村的實質效果。
尋找好的營運者只能靠運氣？
歷史空間再利用，對很多地方政府而言是個龐大的負擔。一方面，修繕需要一筆龐大的費用，另一方面，後續空間再利用的營運管理，也考驗著文化部門公務人員的能力。兩者相加導致公部門傾向尋求私部門的幫助，形成公私合夥、委外經營的風氣。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文化部門把某個歷史空間，低價或無償租出去，讓得標廠商負責修繕，費用則分年攤還抵做租金。修繕後，廠商便成為該歷史空間的管理者，負責管理（或招募）具潛力的藝術家，並向他們收取管理費或低廉的租金。
藝術家帶著美好的憧憬進駐，卻往往因為廠商的經營管理不善，而走向公部門、廠商、藝術家三輸的窘境。
新北市文化局曾以類似上述的模式，委託「自由人藝術團隊」經營板橋435藝文特區。其經營期間，長期與駐村藝術家發生多次爭議。如：公共電費攤付帳目不清、保證金未依合約規定返還並扣款絮亂、修繕態度消極、遞交預算浮報⋯⋯等不適任行為，破壞了經營管理者與藝術家、公部門三方的關係，也無法促成更好的文化治理。
諸如此類的事件層出不窮，找到好的營運者，事情就會成功，只是發展的結果往往是往反方向走。這足以顯現一個好的治理模式，不能只靠運氣，也並非政府提供空間、廠商得標、藝術家進駐，就會自動達成好的文化治理。
我們願意花多少錢投資文化？
一個好的文化治理，需要可持續性、透明公開、有效率、包容性、建立可一致性追隨的規則、可咎責等條件。
但是，在建立好的治理模式之前，我想回到更基本的問題。除了前述文化治理的目的、營運方案等問題外，我們或許還是要問社會、問我們自己，願意花多少資源投資文化？
一個月薪三萬多塊的年輕人，扣除房租、生活費、保險費等常態性開銷，究竟還剩下多少錢，可以購買文創商品、藝術品、從事文化商品的消費（連設計師自己的勞動條件都差到無法從事文化商品的消費）？
在薪資長期停滯的台灣，政府把「文創產業」當作是潛力產業，會不會太過於樂觀？
另外，培養一個藝術家、創作者必須耗費社會非常多的資源，當公部門必須花費預算投入藝術家、創作者的培育時，我們能夠接受議員、立委放行多少預算給文化部門？
更重要的是，文化部門把藝術家、創作者當成什麼？他們是「一門好生意」、是城市行銷拿來推銷的標的、是待價而沽的商品，或是必須開放給大眾參觀的公共觀光財，還是我們願意貢獻最大的資源，盡洪荒之力，創造一個讓他們成長的平台，就算無法短期看到成果也無所謂？
這些問題就先留給讀者問問自己。台灣的文化治理要往哪個方向走，恐怕需要大家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