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的日本教授原土洋最喜歡講他去桃源街吃牛肉麵的笑話，不懂中文，卻看得懂漢字，進了麵館，見牆上貼了麵名與價格，牛肉麵三十元、牛肉湯麵十五元，還有炸醬麵、陽春麵，他就對老闆指著其中最便宜的一項：
「大碗另加五元。」
原土老師講完笑話，不忘「用力」說明，月底時他窮，比乞丐家的老鼠還窮。
月底誰不窮！窮的住校生、窮的本地生（台北）、窮的僑生，當然那時的輔大也有開車上學的，畢竟少數。
窮有窮的日子得過，兩個人進理學院食堂吃自助餐，點兩個菜，拚命嗑自助的白飯和湯，我迷上醬油拌飯就是大學時養成的。
有個朋友說過：
「無論再窮再苦，生活品質不能降低。」
從大學起我們已秉持這個信念，先決條件是當時的中餐廳流行客飯——咳咳，不是嗑飯。
客飯的規矩是點一道菜，飯與湯無限制供應，不過這些餐廳和學校裡的食堂不同，每道菜總得幾十元吧。
月初時僑生領到家裡匯來的生活費，我領到打工的薪水，五個人大搖大擺進館子，一人點一道菜，最愛的是川菜，沒別的理由，下飯而已。五個人圍著五道菜，白飯一碗一碗添，規矩明確，第一碗飯搶菜，第二碗搶菜汁，第三碗配湯，第四碗澆醬油、辣椒。喔，我們也沒忘記向老闆要瓶紅露酒。有酒有飯，十五分鐘後拍拍肚皮，這個月的生活品質達成目標。
周圍單身或兩人吃飯的客人，見到我們這麼個吃法，都投來羨慕的眼神，估計，一、羨慕我們能吃；二、羨慕我們居然有五道菜；三、羨慕我們有臉這麼個吃法；四、羨慕我們沒被老闆趕出去。
當時有兩種數學方程式，把每月生活費平均在每一天，保證不必吃醬油拌飯，或先吃個痛快，再吃醬油拌飯。我們選擇第二種，幾乎吃遍賣客飯的大小餐館。
常去昆明街川菜一條街裡的老四川館子，其中一家老闆總搖著扇子對我們說：
「小朋友呀，來吃飯還是來報仇？就算報仇也不必拿台灣米出氣。」
他沒誇張，一大桶白飯能被我們吃到不必洗桶子的地步。再強調一次，那真是個環保時代。
所以，客飯最終仍成了嗑飯。
最受我們歡迎的五道菜是魚香肉絲、回鍋肉、乾煸四季豆、豆瓣魚、麻婆豆腐。大四時跟老闆已是朋友，他夠體貼，先上四道菜，拖到不已才上麻婆豆腐，他的說法充滿愛心：
「麻婆豆腐最後上，能配你們第四和第五碗飯，免得餓鬼飢不擇食，我的醬油和湯遭殃。」
每個月能這樣打牙祭，頂多三、四天，接著就「大碗另加」，期待下個月的月初。
蔣經國推行梅花餐運動，政府機關聚餐，一桌十人，五菜一湯，擺起來像梅花形狀，我們稱之為高級客飯。
客飯流行幾十年，小館子的玻璃窗上先貼出「經濟客飯」紅紙條招徠客人，經過很多年，紙條由紅轉白，一角脫落，再貼上新的紙條「冷氣開放」，又經過很多年，第一張紙條消失，第二張被陽光晒得認不清寫什麼，店家再貼上「經濟套餐」。如今貼的則是「吃到飽」。
早在小學時候已經垂涎客飯，我跟著單親媽媽長大，周圍鄰居很照顧我們，尤其隔壁的沈伯伯，他每隔兩三個月會撿個星期天中午帶我出去吃飯。老實說，同為中央造幣廠員工，不是有錢人，除了吃麵，也只有客飯。
我隨著他興奮地進館子，店家先送上一碟水煮花生米，沈伯伯點杯高粱酒，他喝酒，我吃花生米。總得酒喝乾，才按照客飯規矩點菜。他是上海人，點的不外乎紅燒肉或蹄膀。要是點紅燒肉，他吃肉邊的蛋，我吃肉；要是點蹄膀，他吃蹄膀的皮，我吃肉。他細嚼慢嚥吃白飯，我狼吞虎嚥也吃白飯。吃完了，繼續喝茶，他和老闆、廚子用上海話抽菸聊天，我則拜老闆恩賜，啃炒過的花生米。你們看看，前菜、主菜到甜點，一樣不少，但只點了一樣菜，客飯之玄妙，在於此。
前兩年，我帶老婆到昆明街找到那家川菜館，老闆不在了，他的兒子當家，我對他提起往事，第二代雖明白卻難體會，一個勁地笑說：
「很多老客人對我提過客飯的事。」
我點了魚香肉絲、豆瓣魚，老婆點了宮保雞丁，我想阻止她，宮保雞丁配不了多少飯，而且沒菜汁。我沒阻止，客飯的時代早不聲不響消失了。
客飯，嗑飯，少了客飯，我恐怕也嗑不了多少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