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
台灣政治的崩壞，始於地方；尤其，令人納悶的是，地方政客水準普遍低落，但只消建立「服務口碑」，亦或紅白帖勤跑，管你此枚政客黑白兩道或畜牲道，依舊足以不斷連任，甚至將民代議員世襲給二世。
當然，如果選民服務是著眼在公義與是非價值、亦或以相關政策為價值託付兌現的選民服務，這是正常與健康的選民服務。然而，台灣基層政治的選民服務的主要形式，卻非循此途，而是各種「套關係」的偏門，小至紅白帖，中至政府約聘僱安插轉介，大至市政工程關說…等等，在在讓台灣基層政治的實踐，幾乎沒有政治價值可委身之處，只剩各種關係與利益的送往迎來。
不過，台灣地方基層的「政治服務業」，在天龍國地區之外相當管用，當然跟台灣重北輕南、重都市輕鄉村式的發展有相當大的關係。但若進一步追問，台灣地方基層政治服務業化的重要起源，中國國民黨「黨產」則跟台灣基層政治服務業化有著相互因果的促發關係。
中國國民黨的黨產：養起社會監控細胞組織？
事實上，研究國民黨統治的台灣社會學或政治學學者，幾乎偏重於國民黨利用本省地方派系建立起一種「經濟利益交換政治忠誠」的「恩庇侍從主義」（patron- clientelism），以為解釋國民黨這個「外來移植政權」（émigré regime），為何能夠深入並紮根於台灣社會基層紋理。但這項解釋若要能夠徹底成立，則必須證明地方派系能夠實質且有效地掌控與動員台灣基層民眾的投票行為。可是，現實上隨著1950年代農村破產之後，台灣社會歷經從工業化過程伴隨而來的高度都市化現象，讓都市地區盡是外來人口，那地方派系如何能有效掌控這些新興流動性人口呢？例如，二戰之後行政重劃後的高雄市人口約莫13萬，直至1980年代中期，高雄市人口已經成長十倍而有130萬之譜，那理論上新興城市的移入人口應該難受到地方派系掌控才是，因此以「地方派系」威權侍從主義解釋國民黨的基層統治基礎的建構，實是有其侷限性。
是故，除了地方派系之外，遍布全台灣各鄉鎮，並以「民眾服務社」來包裝內裡的國民黨地方黨部，也是另一項國民黨滲透台灣基層社會的有效工具。根據學者龔宜君的研究，國民黨著眼於外省籍與軍公教的「特種黨部」，以及本省籍台灣基層民眾的「區域黨部」，則是國民黨有效統治台灣社會的兩隻重要臂膀哩。而國民黨基層社會的滲透能力，則起於1950年蔣介石轉進來台之後，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國民黨改造變身的工作，主要目標則是：「建立普遍深入群眾的組織，使社會每個角落都有黨的組織，以掌握大多數的群眾」。
儘管早在1946年，中國國民黨即在台灣發展基層組織，但國民黨遂行的1947年228大屠殺罪行之後，要如何有效統治對敵意甚深的台灣社會，也成了相當棘手之事。於是，從1952年伊始國民黨為了在台灣異地進行有效統治，便在各鄉鎮廣設「民眾服務社（站）」以作為其地方黨部的掩飾化身，企圖強化對台灣基層社會的有效掌控。根據，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者若林正丈的統計，1951年國民黨改造之後，在各鄉鎮的民眾服務社已經設立234所，至1954年之後，幾乎各鄉鎮都已經配備有一間「民眾服務社」。
根據中國國民黨《一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29年至民國89年》此書的記載，「民眾服務社」即是國民黨在基層社會的細胞組織，並以包山包海的「服務」：法律諮詢、識字班講習、助考駕照、田地助割、義診、就業輔導、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婚喪喜慶參與…等等，以拉出打進的方式佈建與台灣基層民眾之間的關係網絡。
因此，中國國民黨黨工即曾自信滿滿地說：「國民黨興盛時期的地方民眾服務站，除了不會替民眾生孩子服務外，其他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國民黨在基層社會的滲透能力與能量，實是相當驚人，相較之下，這也是為何民進黨屢屢會以「地方經營」的不足為敗選理由呢。不過，國民黨黨工「除了生孩子外」的說法，依舊謙虛客氣；例如，出身情治黨工，並育有腦殘馬騜邦伯的父親大人馬鶴凌先生的「『干』女兒」事件，不是早在多年前也曾成為狗仔雜誌壹週刊的聳動題材哩。當然，民眾服務社所攤開的社會關係網絡，往往也是一張有利的「走路工」（買票）網絡，這些都是民進黨無法比擬之處。詹碧霞，一位從民眾服務社基層幹起的黨工，即曾以「買票懺悔錄」一書，作為告別其24年的羞恥黨工生涯。
至於，中國國民黨建構如此龐大縝密的社會監控微細胞，其實主因是中國國民黨作為外來政權，為了有效統治這一帶受到中國國民黨228大屠殺，而潛藏著血恨敵意的社會，的確需要為數眾多，且深入地區基層的細胞組織，方能「維穩」控管。次要的原因則是，當中國國民黨落跑台灣之後，琳瑯滿目、龐雜錯節的地區組織與附隨組織，往往便可創造出許許多多的工作崗位，給被迫或自願跟隨中國國民黨落跑來台的軍民同胞們。這也是為何國民黨的長期「鐵票族群」，跟國民黨用國家資源餵養的群體，有著高度的密合重疊。
於是，這些以全面監控的社會雷達角色，遍布全台的民眾服務社及國民黨的各種附隨組織，首先便得面臨食指浩繁的黨工幹部的餵養問題，以及為了訓練黨工跟拉近基層民眾的關係，各種形式的集會、訓練、講習、招待、考察、補助、救助…等等令人乍舌的開支。以當年蔣經國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在1960年的開銷為例，當年度便得耗費3億元的天價呢。
因此，中國國民黨為了弭平如此龐大的開銷，便透由各種手法來補足其開銷缺口。於是，國民黨黨產就在各種「國庫通黨庫」手法，以偷龍轉鳳方式將國家「公產」一一轉化成「黨產」，並一點一滴累積成全世界無人知曉的龐大黨產。這是為何1960年，在威權時期反蔣最力的《自由中國》雜誌上，便有一篇傅正執筆的社論痛陳：國庫可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啊？！
從「民眾服務」到「基層政治服務業」？
國民黨基層組織的滲透佈建原則，相當程度是按照以前的老國代滕傑的規劃與設計。滕傑在「論黨的基層組織」此小書中即曾指出，按照列寧原則匪黨支部應該建立在各種生產單位之中，就是每一工廠、作坊、礦山，以及農場等生產單位中；但因中國並非產業發達國家，無法滲透控制群眾，於是，滕傑認為採用跟中共黨組織類似的修正：「黨的組織是按照地區或按照生產部門為標準建設起來的」。
基於此，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黨部形式，的確是以滕傑的規劃為藍本：針對職業和生產單位設置各種產職業黨部或特種黨部，以及針對本省社會為主的基層地區黨部兩大類。前者主攻外省軍公教，後者主抓本省基層民眾，按此順藤摸瓜，國民黨在台灣的社會基礎，便由此盤根錯節地攀展滋生囉。再者，滕傑繼續說道：「政治到了基層，問題是很實際的，並且凡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如交通、治安、衛生等等，都直接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害。小組能夠推動政治，黨員便能透過一定的方式參與其切身利害問題的解決…」。
由此觀之，「民眾服務社」作為國民黨在基層社會的黨細胞組織，除了生孩子之外的包山包海服務項目的原則，其實便是滕傑所指涉：基層政治的原則便是民眾的切身利害呢。那，滕傑何許人也呢？
滕傑，乃國民黨黃埔軍校第四期，後來在蔣介石欽點下，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爾後，滕傑想仿照1925年利用「五卅慘案」時，中共採取一種秘密但成功的指揮和動員學生組織的經驗，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幹建立起「對蔣介石領袖效忠的民主極權」之秘密組織，此即1932年成立的「力行社」（三民主義力行社）。滕傑，即擔任此一秘密社團的首任秘書長。爾後，從「力行社」的核心組織中，派生出「藍衣社」，這個希冀學習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黑衫黨的組織，以及「特務處」—軍統局的前身。換言之，國民黨嫻熟有效但異常恐怖的特務組織與統治手法，便是從滕傑擘劃的「力行社」組織中，脫胎派生而出。
1948年，滕傑當選江蘇的國大代表，榮膺「萬年國會」的「老國代」（坊間慣稱「老賊」）領乾薪一伙近半世紀之久，直至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此外，滕傑也擔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指導國民黨的黨務考核。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因病逝世之後，李登輝扶正成為總統。直至1990年，國民黨的權力較勁日趨激烈，裂解成以繼任總統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和過往外省權貴老賊等既得利益為主的「非主流派」間的政治角力，並在1990年2月益發白熱化，史稱「二月政爭」。當時，滕傑更運籌帷幄結合一群國代，拱出林洋港搭配蔣緯國的組合，企圖與李登輝競爭總統大位，後來在李登輝請出所謂「八大老」勸退林洋港之後，才瓦解掉滕傑的部署圖謀呢。
當時，滕傑主辦的《龍旗》雜誌，不僅成為批李的重要陣地，政爭激烈化之時，許多外省權貴老賊反李急切，特務出身且高齡八十又六的老國代滕傑更在中山堂召集「反李大會」，並由同樣特務頭子出身的谷正文主持。據谷正文指出，會議中軍旅出身且在特務機構相當活躍的份子，甚至主張利用「武力制裁」幹掉李登輝。但因為，在港台兩地只募得美金500元跟台幣5000元，根本無法給付槍手酬勞，遑論槍手安家費而作罷。
說來好笑，1990年小弟即因未成年無照駕駛罰了6000台幣，心疼不已；但老國代一輩子吃香喝辣者眾，制裁李登輝竟才在台灣方面募得5000台幣，實是讓人啼笑皆非哩。後來，2004年7月4日，滕傑以100歲之高齡，在台灣過世。觀看滕傑一生，不到30歲的「憤青」滕傑，催生了「力行社」此一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母體，45歲以後的「憤中」階段，則替國民黨黨的社會滲透出謀劃策，到了86歲，依舊處於「憤老」狀態，巴不得把李登輝給生吞活剝哩。
滕傑走了，同時由國民黨的滲透社會的基層細胞組織—「民眾服務社」也日漸式微，但滕傑的「以民眾切身利害為基層政治」開展的理論指導所衍生的基層政治服務業化的現象，卻不分藍綠政客都按此原則發揚光大著。於是，台灣基層地方政治，亦就除了服務口碑之外，以價值結晶化為各種政府政策，並以此作為兌現為選民託付表現的政治，卻幾乎難尋，導致素人公民難以入政，而進一步推動政治的改造。
於是，中國國民黨此政黨也就寄生在地方政治服務業中，那種只問服務口碑，不問「政黨」背後所體現的價值與選擇的遊戲邏輯中，而至今屹立不搖。因此，為了絭養國民黨龐大社會細胞組織，並以此當成社會監控雷達與威權政治的地區基樁，「黨產」的必要性便由此而生。是故，這些「黨產」所餵養起國民黨層疊繁雜的細胞組織，也就進一步讓台灣民眾對基層政治想像，化約為「自身切身利害的服務」，而能滿足民眾此些服務需求的政客，便能成為想當然爾的地方民代囉！
由以上可知，「黨產」此一毒瘤，除了讓台灣惡質買票文化無法斷根之外，也讓地方基層陷入「政治服務業化」的困境之中，阻滯政治與政黨作為一種「價值」載體的實現可能，當然也就無法期待台灣不同政黨的政客，能聚焦在真正的政策辯論，並以政策選擇來說服選民囉？！
（基進側翼政團召集人，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自極光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