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
我在1995年中大本科畢業，1995年從研究院畢業，期間從電子工程轉讀至社會學系。不經不覺離開母校已經超過15年了。
還記得我在1997年8月離開香港到美國留學那時，入境時那位海關關員好心地問我：「香港被共產中國接管，會有什麼大轉變？」我猜想他可能認爲我是因爲「逃避極權」的原因而「投奔美國」。自己在中大多年，常在范克廉樓的學生組織出入，對這種帶有「大美國」暗示的提問，相當敏感，於是冷冷地回答說：「香港是不會怎樣的，回歸中國後還一定會好好的。」但事隔多年，如果下次過關時再有關員這樣問，我恐怕不會這樣回答了。
1997年到現在，香港變化很大，我在工作上也有不少變化。2003年，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回到中大社會系任教。香港在SARS、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商台發生封咪事件（香港商業電視台主持人辭職風波）時，我都在香港，在中大，經歷這一切；亦慶幸中大的老師、學生與校友，都能夠在香港處於危困之時，勇於承擔，發揮進步的作用。
2005年，我再一次離開香港，遠赴印第安那大學任教。2004年年底決定要離開之時，在一次中大同事的聚餐中，看到酒樓電視播放董建華及一衆高官被北京領導人訓話，被叮囑要「查找不足」的新聞。我的一位恩師兼同事有感而發，跟我說：「你就好，以後去了美國不用再看這些東西眼冤，我們就慘。」
到了印第安那，一待就是6年，直到3年前搬遷到馬里蘭州。在美國生活多年，仍然留意著香港發生的一切，堅持為香港的報章媒體寫專欄。每年回香港時，與新、舊朋友碰面，都著急地聼他們說香港發生的種種。到了今天，當年中大的老師、同學、師弟妹，不少都選擇了參與甚至領導「佔中」，前景未卜。香港也走到了1997年以來最大的一個十字路口。身在北美，我能做的並不多，唯有為衆多被捲入風眼的中大人祈福，並祝願天佑香港----我們唯一的故鄉。
2014年夏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少年香港》等書作者）
（原文載於香港中文大學大華府地區校友會通訊，得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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