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珮瑛
對於將擴建的中龍鋼鐵，因此可能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在面臨「減碳」準則，但又面對國內尚無辦法約束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況下，就由環保署長開出每年要交十五億元的減碳費價碼。該公司負責人也允諾屆時若做不到就減產，或是進行碳權交易。
如果這樣的措施是依循躺在立院多時的「溫室氣體減量法」之精神而來，在該法細節八字尚無一撇的此刻，環保署不能不謹慎思考可能引發難以收拾的後續。
環保署如果視十五億元的減碳費用為碳稅的課徵，是否也意味著我們未來對類似的開發案，每噸二氧化碳排放所課徵的碳稅就是約新台幣一三六元？此一單價的計算基礎為何？課碳稅的方式是污染的管治方式之一，但其缺點是，以相同單價對所有的排放者一視同仁時，聰明的生產者絕對會採取最便宜簡便的方式進行二氧化碳的減量，所以採用此種手段通常都無法達到預計的排放目標。或許環保署盤算著，反正又沒有排放目標，有減碳之名就好！
進而，如果環保署也預計，屆時中龍無法達成承諾所要減的二氧化碳之量，或需要排放更多二氧化碳時，此時則可以在國內與他廠、甚而與他國，進行所謂二氧化碳交易，這是認定自由市場可以比較有效率且公平，解決污染防治的另一種手段。
但要實施碳交易制度，要有更多的準備，以目前萬事都缺只有東風的情況，環保署卻膽敢做出此一承諾？我們要問全國的減碳目標為何？具體時程為何？這是要經過評估的，不是說說「減碳」，對良心有交代就好。
再者，我們何時可以參與簽署京都議定書？沒有外在壓力，環保署承受得住經濟部或立委們，對於開發、擴廠所展現的魄力？又如果不是簽署國，屆時全台灣要與什麼國家交易？不論是雙邊或多邊交易，我們只是被甩在無關己事的第三邊。
簽署國才能參與碳的交易，因為這當中涉及此一機制中最複雜原始排放額度的分配問題，這也是何以此一機制雖然在理論上受到環境經濟學家的青睞，但如何在原始排放額度中分得公平，至今仍難有共識，以致這樣的機制，到目前為止，也只能在同質性較高的歐盟中實施。
若真能在國際上取得交易制度所分得的配額，回到國內，環保署是否也想像此一配額，也要在國內不同部門間有特定的交易方式？如果有，又是什麼？
目前，由國外到國內得以交易的所有前提完全不存在時，就見到最末端的污染者分到這一份的污染權限，實在佩服環保署制訂措施的「倒立」功夫。
（作者為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兼台大全球變遷研究中心永續發展與經社衝擊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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