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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景欽
台灣陪審團協會於三月八日上午，由副理事長張靜律師為提案領銜人，向中選會提出陪審公投。之所以如此，當然在加速司法改革的腳步。
兩年前的司改國是會議至今，主要的司改，即是為防止同一案件不斷被發回的弊端，而將在今年七月一日，於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所設立的大法庭，即針對法律見解的歧異，由大法庭開啟言詞辯論，以統一解釋。只是大法庭仍不能直接對個案判決，必須由原審理庭為裁判，將法律解釋與個案脫鉤的審判方式，是否真能解決問題，實得打個問號。
而在三年後，司法院大法官將轉型為憲法法庭，故將來人民聲請釋憲成功，其效力就直接及於個案判決，這似乎比大法庭更具有實質的審判效力，卻也使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的職權與功能，越來越重疊與相近。如此的結果，肯定與金字塔的審判結構及司法一元化，漸行漸遠。
又不管是憲法法庭或者最高法院的大法庭，或可產生更多的「大」法官，但距離民眾似有點遙遠，故建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才是由下而上的真改革。面對此，司法院早在去年初即提出國民法官制度，即在重罪案件，由三位法官與六位由平民選出的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以合審合判的方式，來使司法不再遠離人群。
惟這種形式上的共同協力，卻有淪為專職法官教導國民法官的風險。且於評議時，即便六位國民法官認定有罪，仍可由法官一票加以否決，這就更加劇兩者的地位差。且今天就是司法不受信任，才要引入人民參與，卻又要法官來指導人民怎麼判，這本身就充滿矛盾。
惟有讓一位法官來訴訟指揮，並由平民所產生的陪審員，於法庭之上，仔細聆聽兩造對於證人、鑑定人與證據的辯論之後，由陪審員所組成的陪審團，在不受法官及任何人的干擾下，進行評議，以一致決的方式來決定有罪、無罪，並於陪審團認定有罪後，單獨由法官進行科刑。如此的分工，既不會有法官來指導陪審員之問題，也因無庸參與複雜的量刑，就可避免平民的過度負擔，致可因此實現真正的司法民主，也是台灣陪審團協會要推動陪審公投的原因所在。
（作者為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