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憲同
連續三件「隨機殘酷『殺童案』」，雖經檢察官求判死刑，仍遭法官全予拒絕判決死刑。法庭外，社會輿論嘩然相質；法庭內則見法官在判決書上執詞諉稱：我國陷於兩公約的拘束，法官不可以對「『仍有教化可能』的被告判決死刑」云云。以上三件寬緩判決，已形成全民公憤的司改議題。
由於本案仍在司法審判程序中，本文爰僅做法庭外的法理論述如后：
首先，先就刑事審判法制來說：我國現行刑法第271條及第57條規定：犯殺人罪而手段凶殘者，應判死刑。但是，由於2009年馬英九總統任內簽署了兩公約：一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民權利公約」)；二是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文化權利公約」)。兩公約宣示「被告在『犯罪時』是否陷於身心疾病狀態？暨「被告的『犯罪後』是否仍有教化可能？以上兩點就成為刑法條文以外的量刑要件(不是「犯罪構成要件」)；法官在判決書上論斷是否成立犯罪以外，在量刑上則應併予適用兩公約的處刑要件。非常簡單的說：在犯罪部分，殺童犯本就應該成立「殘酷的『殺人罪』」；但是，在量刑部分則因「身心障礙」暨「教化可能」而不能判決被告死刑。
依據上述刑事審判程序(審判制度)進行解析：關於身心障礙部分，法官係必須交付法庭以外的專業醫學鑑定，做為司法判決「『阻却死刑』的證據方法」；然則，關於被告是否尚有教化可能？這一點則仍專由法官依其審判權力去加以論斷。由是言之，社會輿論與司法判決的落差應該是落在「被告是否『尚有教化可能』」這一點；換言之，我國目前「『殺童』死刑判決」的盲點也就落在：我國有沒有「殺童犯的『教化機制』」之存在？本文的答案是：沒有。
但是，法官可以引用憲法保障審判獨立而流於權力傲慢的說：如何教化死刑犯使其回歸社會，那是司法判決確定後，社福機構的職責；法官在法庭上則仍不必再去管這檔子事。非常簡單的說：我國現在並不存在死刑存廢的爭議；死刑只是被司法懸置不判暨又被法官推諉成為：「死刑犯」應該交由社福教化所替代而已！試問：「殺童犯」均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他們都可逃過一死。但是，司法則仍只將「殺童犯」關放在一般的監牢中。監牢中並沒有特別設置可以教化『殺童犯』以供他們重返社會的特別機制；如此情狀，我國徒因兩公約而形成寬縱殺童犯的司法漏洞，焉非徒留刑事法制的司法諷刺而已？
依據以上論述，今日死刑判決爭議的癥結點，應該予以還原成為：馬英九總統在2009年簽署兩公約時，馬英九及各相關機構的政府負責人，有沒有先行具體評估：我國現在是否已經具備有「『教化死刑犯』的社福機制」之存在?！更簡明的說：馬總統在2009年的簽署兩公約，其心態焉非只想歷史留名而已；他心中根本完全沒有考慮到：我國簽署兩公約而致牽連變動了刑事犯罪體系，我們的國家條件並不具備。今日社會徒留司法罵名，這正好也是司改最迫切的議題所在。
如果更嚴謹的依據憲政體制來說：「『司改』只是體制外僅具建議性質的法制外器物而已；因為，司改決議仍應透過立法或修法去落實實行。反之，「『大法官會議』才是體制內立即可行的司改機制。關於目前死刑判決紛擾不一的錯亂現象，大法官可以運用釋憲及統一解釋法律而去答復社會：一是我國是否適格去簽署兩公約？如果國家條件仍不具備，因為大法官原本就可以直接宣告「立法『無效』」；因此，大法官當然也可以用釋憲權去督促立法院「『廢除』兩公約」。二是目前刑庭法官利用兩公約諉卸不判死刑是否構成適用法律？法務部則可以飭命最高檢總長直接「聲請釋憲」。
「廢止兩公約」可以使我國司法回復更具周延與彈性的死刑判決；您說是嗎?!
（作者為律師，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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