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憲義
因著個人的因緣際會，有幸得以參與台灣核武研發（一九六七~一九八八）工作。最初的單線指揮領導是蔣介石總統-唐君鉑將軍（陸軍）-核研所錢積彭所長（空軍），其中唐將軍是承上啟下的執行者。一九七七年間我是清大副教授，所開課程是系統動態控制設計分析，錢所長亦常去清大，如果時間可配合的話，他會邀請我一起坐車前往清大。有一次在車上，當我們看到大紅的夕陽，他對我說，希望能看到我們「人造的大紅太陽」。不幸地，他於一九八一年發現有腦瘤而退休，並於一九八四年離開我們。之後，在葉昌桐將軍（國防部計劃次長）策劃下，成立另一單線指揮領導：蔣經國總統-郝柏村參謀總長-葉昌桐將軍（海軍）到核研所劉光霽所長（海軍），自此美國政府得知郝參謀總長已進入核武研發的決策核心。後因核武研發踩到紅線而引爆一九八八年的核武事件，其震撼力並不比北韓核試爆來得小。
一九八八年的核武事件，從負面來看，台灣的核武研發計劃中止了，但從正面看，台灣核武計劃能力是得到國際間很高評價的。
我對父親晚年未能親自服侍，且未能見到最後一面，深深覺得不孝。在美國期間，我會在每週六打電話回台灣請安。當得知父親已病危時，我曾想回台灣探望他，如今他既已去世，我已不再有此懸念。想要藉此一提，我父親曾親身經歷、看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對政治相當敏感；弟弟告訴過我，父親曾在睡夢中大叫「張憲義千萬不能回來」。如今他已回到天父的家，我深信我們來自同一個根源，亦必回到同一個天家。
父親常告訴我們要守清明節，因著清明掃墓才能讓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永續存在。此次訪問過程中，陳儀深教授提醒我，「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可以是兩回事，這部分我還有學習的空間。但我相信，勉強的獨立和勉強的統一都是弊大於利。兩岸的領導人應該以智慧和耐心來處理分合的問題！
最近因為訪問紀錄出版，我在美國也可以看到台灣網路上很多情緒性的罵聲。我想在此聲明：「本書文責完全自負，與陳儀深教授無關。」我的離職出走，若你認定是叛國，我會尊重。可是，我是台灣人，愛台灣是我天賦的權利。如果「叛國」可使台美雙贏、可以增進兩岸和平，那麼我樂意承擔這個罪名。
（作者為核能專家，原任中科院上校副所長，二○一三年從美國愛達荷州國家實驗室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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