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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和國》吳介民/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系列之一~ 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2016-09-19 06:00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中國崛起帶來全球性的「機會」、「威脅」與「焦慮」,台灣非但無法置身事外,更身處中國因素氣旋的中心。

蔡政府執政後,不接受中國政府主導的「九二共識」,北京步步進逼,並祭出縮減陸客團作為施壓工具,而台灣則有旅行社、購物店等利益團體上街要求政府讓步。陸客團作為中國外交統戰工具,早在二○○九年高雄「熱比婭紀錄片事件」即上演過。而其操作範圍也不限於台灣,這個招數對菲律賓(南海爭議)、日本(釣魚台爭議)、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爭議)都使用過。台灣的特殊性在於:中國對台灣宣稱主權,台灣內部仍有國家定位分歧,再加上依賴陸客一條龍形成的利益集團,扮演中國因素「在地協力」的角色。

中國因素的作用力,台灣與香港感受強烈。北京將台港視為「核心利益區」,其統戰工作在這兩地特別活躍、毫不避諱。自二○○八年以來,北京對台「以商業模式做統戰」,八年下來,其施力不僅限於狹義政商領域,在新聞媒體(中國政府置入行銷買新聞)、宗教交流(特許台灣頭人在中國蓋媽祖廟與土地開發)、文教領域(被習近平「召見」的統派學者擔任課綱微調召集人)、影視圈(周子瑜事件、戴立忍事件)、軍事情報領域(退休將領絡繹不絕到中國交流)、甚至警察系統(一個在北京派有代表的基金會曾與警察學校籌辦研討會,探討「包公的警政治理與犯罪偵查研究」),到處可見北京操作的痕跡。

抵抗與作用力同步進化

然而,作用力必然伴隨反作用力。台灣處於中國因素受力的一方,並非毫無招架之力。這些年來,台灣社會一直在抵抗中國干預。從「陳雲林事件」(二○○八年)、「熱比婭事件」(二○○九年)、「反旺中」(二○一二年)、「營救鍾鼎邦」(二○一二年)、「反服貿」(二○一三─一四年),到「太陽花佔領運動」(二○一四年)與「抗議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二○一四年),不曾間斷。這些社會抵抗,使台灣民主免於倒退,也凸顯國民主權與社會自主性備受挑戰的困境。社會抵抗使中國因素作用力受挫,但也讓這樣的作用力機制產生學習與「進化」。例如,在太陽花佔領之後,北京轉而「契作台灣青年」,針對台灣七四○萬青年提供「創業資本」。這些新政策雖然仍在「惠台、讓利」的邏輯中打轉,但已經看得出北京調整對台策略的思維;例如,二○一六大選之後,台辦系統主動邀請台灣公民團體到浙江做交流。

社會抵抗與中國因素作用力的對偶關係,需要從「社會過程」理解:反作用力是作用力激發出來的逆向作用,但是這個力量並非「自然而然」發生,它需要(被該作用力衝擊到的)人們的覺知、有意識地接收與分析訊息,並採取行動。這個社會過程,構成人的能動性。在此過程,台灣的公共領域,形構了關於中國因素的「認知架構」與「認知社群」,在這個包含知識圈、專業者與公民運動者的觀念網絡中,摸索對「中國因素」的認識框架與分析方法。這個認知社群本身,即是中國因素作用力之下的產物,也是社會抵抗之所以能夠進行的共同語言基礎。倘若缺乏認知架構,那些隱蔽在中國因素雲霧下的現象,就無法被指認,也就無法在公民社會中凝聚、連結具有抵抗意義的集體行動,社會團結也無從產生。

中國因素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形相生,形塑互動的迴路。中國因素施壓台灣社會,產生效應,引發社會的警覺與抵抗動員;台灣的社會抵抗也讓執行施力機制者學習,而發生「進化」,再度施壓台灣社會,而社會隨之又「進化」出抵抗的能量與模式。在此不斷反饋的過程,設若中國因素的作用力無法學習而進化,則將「退化」或「萎縮」;同樣的,如果台灣社會無法從中國因素作用力中學習、摸索出新的抵抗方式,將面臨被中國因素「吸納」與「穿透」。

面對中華帝國霸業 抵抗運動才剛開始

長期而言,促發兩岸關係根本變化的因素很多,包括地緣政治結構移動、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中國國家體制變遷等等。中短期內,中國政權的變化,也是影響因素。雖在習政權收緊控制之下,改變的機率很低,但如果中國啟動自由化或民主選舉、或中共垮台,都會造成很大衝擊。中國若啟動民主化,其發展將充滿不確定性。一個正面結果是,雙邊公民社會可以進行自由交流,台灣的自主性與主體性有機會獲得尊重。另一種可能,民主化過程激發民粹民族情緒,有利於威權領袖發動對外擴張,例如俄羅斯普廷對烏克蘭克里米亞地區的「兼併」。但還有一層思考,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不會因為中國政權轉移,例如中共垮台或政黨輪替,而放緩,因為中國乃是基於血統、固有領土這些陳舊、但深入人心的觀念在主張其主權,這不單是政權層次的問題。此外,中國國族主義知識階層支持「一帶一路」戰略的論述,也反映「中華帝國重建」與「民族偉大復興」等觀念,仍深深烙印在中國菁英集團的心靈。

過去八年,公民力量引導對中國因素侵蝕台灣民主的抵抗運動。面對中國崛起的霸業圖謀,這個「Social Resistance」是大寫的S與大寫的R。此處的抵抗,預設了社會團結與歷史意識,如同當年波蘭社會對蘇聯帝國的抵抗,集結了工會、知識圈與天主教會等力量。台灣目前情況沒有當年東歐那麼急迫,但是從地緣政治、威權擴散、「中華帝國重建」等看來,不能不警惕情勢變化。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這個抵抗運動才剛開始,要到中國崛起抵達某個「均衡點」,才有可能暫停。放大視野來看,蔡政府目前面對的北京壓力,只是歷史颶風中的一場陣雨。

(本文改寫自中研院社會所與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之「中國因素前沿研究研討會」論文,二○一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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