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笛
2019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召開一年一度的「對台工作會議」，負責對台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暨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依照慣例出席發表講話，對過去一年的對台工作做出檢討，也為 2019年「習五條」發表之後的對台工作方向指導和定調。
按照《人民日報》摘要的汪洋講話內容，基本上沒有意外，延續了一月初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以及上周的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於中共黨中央的核心期刊《求是》上發表的後續解釋習近平講話精神的長文。
會議中有一點引起各界興趣：身兼外交部長和國務委員職務的前國台辦主任王毅的全程出席，引起了對台工作是否逐漸在被合併入廣義的外交和國安業務範疇。
自從胡錦濤執政的十六大以來，一般認知裡的慣例是歷年對台工作大會基本上都由三名要角組成：一、全國政協主席兼政治局常委發表講話，二、國務委員主持大會 （此點後續會做討論）、三、國台辦主任做工作報告。
按照今年《新華社》的官方新聞稿，便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會議並講話。.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主持會議。. . .
國務委員王毅出席會議。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作工作報告。
中央黨政軍有關部門和各地有關負責同志出席會議。
眼尖的讀者便會注意到「國務委員王毅出席會議」這一句似乎是多加上去的，不存在往年的既有模板中。由於國務委員王毅同時身兼外交部長職務，令人聯想是否因為中美戰略競逐升級，導致北京對台工作的美國等外部因素比重大幅增加，所以才會破例引入外交系統主管來參與對台工作會議。
一月22日，中共召開一年一度的「對台工作會議」，負責對台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暨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依照慣例出席發表講話，對過去一年的對台工作做出檢討（圖：新華社）
疑問一：台灣業務「外交化」？
「外交」二字用於兩岸關係上，向來是敏感辭。部分專家便指出，中國多年來從未公開讓外交部會首長參與對台工作會報，以免造成誤會，給予人北京將台灣事務視為涉「外」事務的印象，違反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
如今王毅卻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身分出席，引起揣測：是否對台工作業務的地位下降，是否逐漸在被整合併入廣義的外交和國安業務範疇？又是否在中美競逐加溫，中共擔心美國打出「台灣牌」牽制之下的大環境下，台灣事務的外部（美國）因素增加，所以須要外交部長破例參與會議？
實際上，那些猜測恐怕並不正確。
要理解今年對台會議的新情況，須要先了解 2017年十九大後的新局勢：由於「一帶一路」企劃以及中國走向世界的野心，一向被相對忽略的外交國安領域獲得了空前的關注，所以十九大確立了極少見的「同時有兩位副國級官員主導外交國安事務」的情況。這兩位官員，一是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當外事委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二是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回溯前幾屆任期，都只有一位副國級官員管理外交及國防領域。十八大期間是國務委員楊潔篪，十七大是國務委員戴秉國，十六大國務委員唐家璇。在中美戰略對話等國際場合上，往往由處在這個位置的人和美國、印度等國的國家安全顧問做對話）
有鑑於十九大外交國防「口」的新人事慣例，「對台工作會議」的慣例也須要稍微更新，因為「主管國安的副國級官員」和「國務委員」不再必然是同一人。不是國務委員主持會議，而是對台工作小組秘書長主持會議 前面提到的「對台工作會議」的三名要角，一般認識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出席會議並講話。
.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國安的國務委員主持會議。. . .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作工作報告。
這認識恐怕是失之於表層。其實，其真正面貌應該是：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出席會議並講話。（因為組長是中共總書記，兼職太多，故歷來由副組長代行） 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長主持會議。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附屬辦公室（中央台辦即國台辦）主任作工作報告。
對應到今年的新聞稿，出現的是：
（副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會議並講話。 （秘書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主持會議。國務委員王毅出席會議。（辦公室主任：）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作工作報告。
為什麼中間第二段不再是一個人，而同時出現楊和王兩個人？因為過去從十六大到十九大初期（2018年三月） 一直以來都是同一個人的位置，在2018年兩會之後終於不再是同一個人。
（作者製表）
自從十六大以來，對台領導小組的秘書長皆由負責國安的國務委員出任，所以造成了在年度「對台工作會議」主持會議的人必然是負責國安的國務委員的印象。然而 2018年三月份的「兩會」之後，同時出現了兩名外交國安口的副國即官員。王毅出任副國級國務委員，管理國安，而他的前上司楊潔篪則稍早便出任了黨中央的外事委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兩人之間誰要出任「對台領導小組」的秘書長都說得通。但是細分之下，兩人業務性質重疊性高，同樣身為副國級官員，但是楊潔篪身兼政治局委員，王只是中央委員；並且在「以黨領政」的大原則下，楊的實質地位高於王，並且楊已經擔任過秘書長五年，在現任優先情形下由楊連任「對台領導小組」秘書長。
不是外交部長王毅出席，而是國務委員王毅出席
稍早已經說過，年度對台工作會議的主持會議者不是國務委員，而是對台領導小組秘書長，所以今年會議的主持人依然由楊潔篪擔任。王毅則是以「業務相關性高」的副國級官員身分出席會議，但王並不是對台系統核心人員，所以並不須要做要角才須做的活動（講話、主持、或工作報告）。
由於王毅的副國級地位雖然僅次於汪洋，和楊潔篪也屬於形式上同級只是實質上稍遜，但是卻高於新聞稿中有被點名的國台辦主任 （正部級）。所以按照中共慣例，要尊重中共領導們的品位順序，不能出現地位低的人被點名，而地位更高的人有出席卻沒被點名的情況，所以既然正部級的劉結一都被點名了，那麼官位更高的王毅也必須要被點名（而不能被納入新聞稿最後一句的省部級的「中央黨政軍有關部門和各地有關負責同志出席會議」中）。這就是「國務委員王毅出席會議」這句話的來源。這也造成了外界的一場誤會，誤以為中共有意指出「外交部長」王毅出席對台工作會議是建立新慣例或有業務重整或補強等特殊涵義。其實出席的不是外交部長王毅，而是管理國安的國務委員王毅。
按照中共慣例，要尊重中共領導們的品位順序，不能出現地位低的人被點名，而地位更高的人有出席卻沒被點名的情況，所以既然正部級的劉結一都被點名了，那麼官位更高的王毅也必須要被點名。（REUTERS）
問題一，業務互補可能性：
是否是台海問題形勢日益嚴峻，劉結一又是外交體系出身，並非台灣事務系統出身，而是外交和中聯系統，所以須要做過國台辦主任五年的王毅參加會議，補充場中的台灣專業度？
答：不是。
十八大期間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同樣不是台灣事務系統出身，也是外交和中聯系統歷練出來的，但是當時中共並不覺得須要另外找一名當過國台辦主任的前輩來臨場指點，「扶上馬，送一程」。可見台灣專業度的需求不是出席人員（特別是新聞稿中被點名人員）的決定因素。
問題二，王毅出席「對台工作會議」是因為他是「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所以名正言順？
答：不是。
公開的大拜拜大會議「對台工作會議」畢竟和機密的小會議「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不同。出席大會議的不必然是領導小組成員，反過來說，是領導小組成員者也不必然一定會出席，例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中辦主任丁薛祥等人便是雖為領導小組成員卻沒有出席的例子。
問題三，「品位解釋」是否不成立
王毅在2019年會議的新聞稿中被點名，要是這是他的副國級品位使然，那麼為何再上一次的 2018年會議的新聞稿中也沒提到王毅，而且新聞畫面中也沒有看到王毅？
答：
這不構成反證。2018年新聞稿中沒提到王毅，王毅也沒出席，都很正常，因為2018年時他還沒有出席的名義。2018年對台工作會議舉行於二月份，當時王毅還只是光桿外交部長；王毅要等到該年三月份「兩會」之後，才被正式任命成為負責國安的「國務委員」，之後他才有合理名義可以出席對台事務的公開會議。
所以王毅出席了 2019年對台工作會議（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卻沒出席 2018年對台工作會議（時任外交部長），恰恰證明了中共非常注意要保護「光桿外交部長」不能出席涉台事務公開會議的傳統，只有管理國安的國務委員（包含國內和國外）才能名正言順的出席。
所以那些舉2019年王毅出席對台工作會議為例子，將其誤讀成「外交部長首度參與對台會議」，並從而論證台灣問題國際化的解讀，恐怕恰恰是想反了。
中共新聞稿有時候雖然讓人如入五里霧中，有時其實又很可靠。它的新聞稿裡簡簡單單一句「國務委員王毅出席會議」，其實便把王毅出席所用的名義給講得很清楚了。可以說「國務委員王毅」出席會議，但是絕對不會說「外交部長王毅」出席台灣事務公開會議，不然馬上就會等挨罵。
中南海政治有其隱晦處，但往往亦有章法可循。各界解讀中共新聞稿和新聞畫面時，不須大驚小怪；多啃新聞稿，或能歸納出其思路。台灣夾在中美兩強之間，必須避免反應過度，古人云以小事大以智，多試圖瞭解中共會議背後的邏輯，乃是知己知彼的前提。
願和讀者一同瞎子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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