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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兩伊的革命之路

伊朗與伊拉克兩國既受過西方的壓迫、也淪為西方的佔領地,那個自一戰以來民族自決的理想,對西亞或者其他遭到西方壓迫的國家而言,必然是最可惡沒有之一的詐騙話術,也因此兩伊的革命雖然在不同時間點出現,但所呈現出的結果卻是相似的。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0世紀伊拉克與伊朗共同面對許多外來壓力,也都因為這些壓力而引發了革命事件。兩伊雖然在1930年代結盟,但這不代表兩國就此握住命運之鑰,因為英國施加在西亞的壓力仍未褪去,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佔領著兩伊。戰後,美國勢力滲透到西亞,進而取代英國在西亞的地位,隨後在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也籠罩在西亞上空,迫使兩伊與美國同樣站在反共陣線。不過,伊拉克於1958年爆發革命,伊朗在1979年也有革命,隨後兩國的新政府都走上抵抗西方壓力的道路。只可惜在西方勢力至今仍佔上風的情況下,抵抗西方反而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不管怎麼做都是「政治不正確」。

伊拉克雖然在1932年脫離英國控制後,就由哈希姆家族(al-Hashmite)掌握政權。不過,儘管伊拉克獲得獨立地位,也進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但英國仍然擁有軍事方面的影響力。同時,伊朗繼1901年對英國的石油利權之後,1933年再與英國簽署新的石油協議,這份協議除了讓伊朗收取較多的利潤外,也限縮了英國在伊朗開採石油的面積。儘管如此,英國仍有60年的時間可以開採石油。其實,當時的兩伊並非軟弱無力,而是在西亞僅有英國這個強權可以交涉,完全排除英國只會失去對外發展的機會。

20世紀伊拉克與伊朗共同面對許多外來壓力,也都因為這些壓力而引發了革命事件。(Iran News Update)

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義大利與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德國已經對歐洲局勢產生莫大的影響。戰爭爆發後,法國於1940年6月亡國於德國手上,一戰以來國際聯盟委任託管給法國的敘利亞與黎巴嫩,也就此落入德國控制,同時德國還呼籲受英法宰制的阿拉伯世界一同對抗西方國家。1989年美國電影《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時空設定在二戰期間,主角與德軍在哈塔伊(Hatay,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爭奪聖杯(Holy Grail),便是反映出德國勢力深入西亞的歷史背景。伊拉克出現與德國靠攏的雜音,當然不是英國樂見的情況。1941年5月,英國出兵佔領伊拉克,便是有著切斷伊拉克對德國關係的意涵。

同一時間,伊朗也有類似的命運。1941年,英國與蘇聯都曾先後要求巴勒維國王(Pahlavi Shah)驅離在伊朗境內的德國顧問,但巴勒維以伊朗是中立國為由,拒絕接受英蘇的要求。對於英蘇而言,伊朗的態度有破壞英蘇利益的可能,等同於向德國靠攏。於是伊朗在英蘇強詞奪理下,於1941年8月遭到英蘇軍隊佔領。戰爭期間的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就是西方強權像小狗撒尿一般在伊朗佔地盤所留下的痕跡。

戰爭結束之後,駐紮在伊朗西北部的蘇聯軍隊不願撤軍,甚至有境內還有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爭取脫離德黑蘭政府的管轄,致使伊朗政府將這起糾紛告上聯合國(United Nations)。氣氛如此,伊朗當然沒有與蘇聯靠攏的可能性。

伊拉克的軍方、反英以及支持納賽爾的勢力於1958年起義推翻哈希姆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並在隔年退出中部公約組織。(Madison.com)

二戰結束後,接著上檔的是美蘇冷戰劇碼,兩伊很自然地被納入英美陣營之中。50年代開始,美國在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主政下,反共氣氛更為強烈,對共產勢力的圍堵的動作也更密集。1955年,在美英的主導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組成「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 CENTO)圍堵北方的蘇聯,總部就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Baghdad)。但此時伊拉克國內的反英國浪潮卻方興未艾,就連掌握政權的哈希姆家族也被伊拉克人民視為英國的走狗,此時敘利亞、埃及都選擇結合成為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盟,再加上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讓埃及總統納賽爾(Abdel Gamal Nasser)一躍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救世主,伊拉克的軍方、反英以及支持納賽爾的勢力受到鼓舞,便於1958年起義推翻哈希姆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並在隔年退出中部公約組織。往後蘇聯勢力順理成章進入伊拉克,這也讓伊朗備感壓力,兩伊之間對阿拉伯河航道劃分的糾紛又再度浮現。

此時的伊朗還是中部公約組織的成員國,而且在往後的60、70年代更是美國的西亞親密盟友,尤其是石油方面的利益合作。美國在西亞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就是以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這兩個產油國為主角。伊朗與美國穩定的關係,還讓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1977年稱伊朗為西亞的「穩定之島」(Island of Stability)。相較於60、70年代埃及與以色列的戰爭,以及1973年之後沙烏地以「石油武器」(oil weapon)對付美國與西方世界,當時的伊朗在美國眼裡真是個既和善又穩定的西亞國家。然而,問題在於深受西方影響的伊朗,無論與美敵對或友好,都是一股壓力,不滿的情緒也會累積。一如美國的經濟資助固然對伊朗的國家發展有助益,但也有反對勢力批判巴勒維國王是美國的走狗。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雖然事件的本質並非因反美而起,但這股情緒卻在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掌握政權之後突顯出來。

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就是西方強權像小狗撒尿一般在伊朗佔地盤所留下的痕跡。左起:史達林、羅斯福與邱吉爾。(維基共享)

可以思考的是,遭到推翻的哈希姆王室、巴勒維王室,難道真是革命人士口中完全不懂爭取權益的西方走狗?都是不懂國內國外局勢的蠢蛋?他們的「親西方」、「親美」的立場,其實是情勢使然,不論換做是誰,身處該時代的國家領導人,也會做一樣的事。此外,這時代向來以美國觀點為主流,1958年伊拉克的革命與1979年伊朗的革命結果,都不會獲得主流國際社會的肯定。

但若從兩伊的發展來看,可以確認的是,兩國既受過西方的壓迫、也淪為西方的佔領地,那個自一戰以來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理想,對西亞或者其他遭到西方壓迫的國家而言,必然是最可惡沒有之一的詐騙話術,也因此兩伊的革命雖然在不同時間點出現,但所呈現出的結果卻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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