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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政治的日常》走過歷史轉折的「桂園時代」:貴族出身的民主主義者西園寺公望 (下)

接下西園寺辭職後總理職務的,還是政界的實力者桂太郎。而桂太郎一上台,就有三件大事等著他處理。

李拓梓

續上篇

接下西園寺辭職後總理職務的,當然還是政界的實力者桂太郎。桂太郎一上來,就開始處理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韓國問題,滿洲的問題既然已經解決,接下來要處理的就是日本在韓國的利益。

當俄國、清國都因為敗給日本,而只得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影響力,獨大的日本顯然沒有理由讓韓國繼續維持長期以來「屬國自主」的外交策略。韓國被迫簽署日韓協議,韓國的外交權力掌握在日本手中、軍隊也遭到解散,實質上已經形同遭到併吞。

1909年,為了處理韓國問題而前往哈爾濱的伊藤博文,遭到韓國民族主義者安重根刺殺。伊藤對韓國的態度,一向在日本國內被視為溫和,他的死亡剛好印證了早些年英國人對韓國問題的看法。

英國方面認為,韓國維持獨立唯一的可能,是在俄國、日本和清國三強之間維持均勢。只要三方的任兩方發生衝突,均勢就不可能維持。伊藤是想維持均勢,再從中獲取韓國利益的人,他的死亡也剛好象徵著均勢在日清、日俄戰爭之後的不可能。這位對韓策略被日本人認為溫和、被韓國人認為激烈的元老之死,沒有為韓國逐步遭到併吞的困境帶來任何轉變,反而加速了韓國被併吞的腳步。

為了處理韓國問題而前往哈爾濱的伊藤博文,遭到韓國民族主義者安重根刺殺。(圖:網路)

第二次桂內閣的第二個任務,是挽回即將崩潰的財政。

解決財政問題的方法,除了增稅,就只有撙節支出一途。桂太郎推出了一整個系列,從中央到地方的樽節方案。對桂的政策最有意見的是海軍,海軍方面認為,桂要減少支出,應該從他自己出身的陸軍做起,來撙節日俄戰爭中建立大功的海軍軍費,簡直不可思議。而陸軍這邊,因為山縣有朋增加軍備的想法被撙節方案所限制,也對桂太郎有所怨言。這些怨言,挑戰了第二次桂內閣的正當性。

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桂太郎跟西園寺公望最大的不同,就是強力取締「危險思想」。

桂太郎覺得西園寺之所以下台,就是因為對左派、自由派太過放縱,等到這些異議者的主張變本加厲,變成危險思想,西園寺又要嚴加取締,因此給人舉棋不定、政府無能的印象。桂太郎剛好很討厭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對「危險思想」的界定就特別嚴厲,也因此發生了1910年的「大逆事件」。

「大逆事件」是一起政府羅織罪名,誣陷社會主義運動的冤獄事件。起因為政府查獲兩位社會主義運動的活躍者持有炸彈,被當局認誣指為是為了暗殺天皇,接著引發的一連串對左翼人士搜捕行動。有二十四人因此而遭判死刑,包括極為活躍、非常也人氣的運動家幸德秋水在內。炮製這起事件的檢察官,是後來戰爭時期當上總理的平沼騏一郎,後來他當總理時,屢屢和元老西園寺公望意見不合,其實,他跟西園寺結下的樑子,就是從「大逆事件」開始的。

在大逆事件中,幸德秋水與其他一些社會主義者被逮捕審判,翌年被判處死刑。(圖:網路)

因為「大逆事件」的關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大受挫折,僥倖存活下來的左翼人士雖然圖謀再起,但幾乎都和政府妥協,不再敢有過度激烈的反對活動。不過,「大逆事件」為冤獄的消息傳出,在野黨嚴重的反彈,桂太郎的政權自然也無法存續。在桂太郎的安排下,跟他「情投意合」的西園寺公望,再度出馬組閣。

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面對的國際處境,是中國革命。因為清國的衰弱,國內革命事件頻傳,不同派系的革命黨人經歷多次失敗,終於在1911年武昌起義事件以及事件後續發展中,推翻了滿清政府,成立了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政府」。

孫文因為被清國政府通緝,長年在海外流浪,跟許多日本人交好,桂太郎、後來當上總理的政友會要人犬養毅,都是他的朋友。孫文本人也多次旅日,在許多名勝風景都留下過足跡。不過,日本這邊雖然有許多同情中國革命的朋友,但朋友歸朋友,政府內部對於可能遭受衝擊的滿洲利益,卻一點也不敢馬虎。元老山縣有朋立刻以局勢不穩為理由,提出增兵滿州的要求,但西園寺公望以財政困難為理由,拒絕了山縣的要求。這也埋下了後來兩人因為擴軍鬧翻的伏筆。

中國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駕崩。總理西園寺公望從前一天開始,就因為聽見天皇身體狀況不佳而進宮。第二天召集百官為天皇祈福,但到了下午,天皇還是撒手人寰。西園寺公望得到消息時,心裡忐忑不安。對日本民眾來說,維新之後被認為是神明一般存在的天皇駕崩,對社會的衝擊當然很大。安定人心,穩定政局,不僅是西元寺公望必須處理的事,也是他總理保衛戰的當務之急。

天皇駕崩後不久,天皇的老師,在日俄戰爭當中指揮旅順總攻擊,被政府尊為「軍神」的乃木希典夫婦留下遺書,為天皇殉死,也造成了社會震撼。

天皇駕崩後不久,天皇的老師,在日俄戰爭當中指揮旅順總攻擊,被政府尊為「軍神」的乃木希典夫婦留下遺書,為天皇殉死。(圖:網路)

以現代的角度看來,日俄戰爭證明了乃木希典其實不太會打仗,台灣總督任內的成績也證明了他治理能力也不出色。但他的存在像是一種精神,他有堅持到底、願意犧牲一切的決心,在日俄戰爭中,他的兩個兒子都戰死,也象徵著他是願意為了皇國他願意犧牲一切的人。當其他參謀建議把指揮無方的乃木換掉,天皇只是淡淡的說,換掉乃木,他一定會自殺的。乃木這樣的執拗,一直被戰前的日本政府推崇著。也因此,他的死也被包裝成一種榮耀。

問題是,時代在改變,殉死早已不是武士的文化,政府既要表揚乃木的犧牲,又要宣傳現代精神,就顯得有點尷尬。事實上,整個日本隨著明治維新,經歷了一連串傳統到現代的劇烈變化,四民平等和武士的脈絡、機械化和失業、民族主義和騷亂、富國強兵和稅負壓力、民主自由和秩序,這一連串震撼下產生的矛盾,不也就和日本政府怎麼看待乃木殉死,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隨著明治天皇的死,明治維新告一段落,日本帝國的發展,即將邁向下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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