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Y TONG
自1880年代起，女士時裝廣告愈來愈多，產品日新月異。其中一種新興潮物，就是女士專用大帽。
大帽愈大，愈多華麗裝飾，就愈好。女士們都留有長長的頭髮，然後紮起來，若果頭髮不夠長，會以假髪和衣布填滿。到1900年前後，潮流大帽都演變成龐然大物，上面輔以塔夫綢、絲綢，緞帶，真花、假花，鴕鳥毛，甚至人造水果作裝飾。
當時的女士，要將大帽固定在本已浮誇的髪型上，確實很考功夫。
這又無意間成就很多商機——帽針應運而生，成為女士當時的重要飾品。
1900年代，女性愈來愈獨立，開始在街上獨自行走。當時，女性常常在街頭和公共交通工具，遇到性騷擾。帽針也在這個時候發揮另類作用，成為擊退色狼的武器。
Kerry Segrave 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The Hatpin Menace: American Women Armed and Fashionable, 1887-1920》，打趣地指，那可能是美國史上唯一一個「全國女性都得以合法武裝起來」的時期。
初時，帽針所造成的傷人事件，大多只是意外，通常在擁擠的車廂和街道發生。
後來，女士們很快意識到，帽針是上佳的自衛工具，帽針造成的傷害大多不嚴重，但卻非常痛，而且會留下容易辨認的傷痕，這足以嚇退色狼，對色狼而言是小懲大戒，教他們不敢再犯。
帽針實在太有威力，教一眾男士恐慌。大概1900年到1910前後，美國全國有很多聲音要求立法取締帽針。
他們認為，帽針太易收藏，又易誤傷無辜市民，十分危險。而且，美國曾經發生帽針命案，巴黎旅客Bartholomew Brandt Brandner於芝加哥的沙龍遇害，凶徒被指用帽針犯案。
於是，教堂和劇院開始禁止戴大帽入內。在1910年，帽針已經成為全國性，以至國際性的威脅。
由芝加哥到堪薩斯城，德國漢堡到法國巴黎，議員們都草擬法案，規限帽針大小，又或者要求帽針針端套上護鞘。在芝加哥，女性若果佩帶超過九吋長的帽針，可被罰款50美元。在密爾沃基、匹茲堡和新奧爾良各地，也有類似法令。
當然，女性是反對有關法例的。
她們認為，帽針令女性可以自衛，這也是女性得以獨立自主的關鍵。
在1910年，芝加哥一位女性所撰寫的抗議書指，由離開車廂，到抵達家門前，她也會緊握帽針。帽針在手，令她黑夜歸家，也感到安全。她指，成千上萬的美國女性，也能講出帽針助她們脫離危難的經歷。
全球各地，也有女性反對相關法律。在1912年11月，澳洲悉尼便有60名女士，因為拒交罰款而被拘捕。她們認為，規限帽針的法律，既無謂且不公義，她們不會向惡法低頭。若果她們被長期囚禁，更會考慮絕食抗議。
當時全球正值第一波女權運動，世界各地的女性，正在爭取選舉權和各種社會權益，帽針法案便關乎她們自由、不被侵犯地在街道上行走的權益。
不過，在很多地方，有關法律其實都沒有有效地執行，其中一大原因，是文化問題——警察不願隨意走近女性執法，以免惹來不好的公眾觀感。
反而，1918年一條看似毫不相關的法律，卻意外令帽針淡出歷史舞台。
在1918年，美國通過《候鳥條約法》（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禁止殺害、出售、轉運某些種類的雀鳥和羽毛。
帽針的出現，全因為大帽流行，沒有大帽，帽針只是單純的武器。當時的時裝設計師，喜愛用真羽毛製作大帽，令到數以百萬計的雀鳥每年被捕殺（其中部分雀鳥有絕種的危機）。
很多遊說者呼籲政府立法，結束這些不必要的捕獵。最終，大帽漸漸息微，帽針也失去用處。
在1920年代，女性也多梳短頭髮，帶鐘型帽、頭巾又或者蘇格蘭帽（Tam o’shante）。
但帽針被淘汰，不代表色狼們可以喘息。隨著第一波女權主義者的努力，社會性別意識提高，女性的人生安全，也愈來愈得到保障──當然，性侵問題依然在各地存在。要對抗性侵，metoo運動告訴我們，婦女充權或者是比帽針更具威力的武器。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Outside ：帽針：美國女士的傍身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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