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勇
三二六首都台北「民主、和平、護台灣」十路線百萬人大遊行的時候，在海洋首都高雄，正舉行「二○○五高雄世界詩歌節」的系列活動。來自世界二十五個國家和台灣、約八十位詩人，適時以〈詩的玫瑰插在威脅台灣的槍口〉，從南方向北地傳送聲援，以語字發出愛與和平的信息。來自加勒比海聖露西亞、一個人口僅十多萬人的獨立國家，一九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克特（D.A.Walcott,1930-）更公開在談話會上說「台灣有權利追求獨立」的話語，並認為台灣應是一個獨立國家。這是詩人的語言，是任何在內心裡追尋自由、崇尚民主的人的語言。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威脅恫嚇，詩人如果不能發出這樣的聲音，不會是一個真摯的詩人。
人應該怎麼說話？在文化上，重視的是真摯，是意義。因此，法國小說家羅曼羅蘭的名言「如果禁止我寫什麼，我要自殺」，和法國詩人梵樂希的名言「如果強迫我要寫什麼，我要自殺」，相互輝映，照亮法國的文學。真摯是在自由的基礎上才能把握的。近現代意義的國家為何以民主為普遍價值？是為了保障自由，為了自由這種人權不被迫害。相對於中國，台灣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相對的有更多、更高的自由。但是台灣卻被迫在走過國民黨中國的威權獨裁統治後，還要被共產黨中國威脅恫嚇。儘管台灣已改變中國國民黨的絕對統治，但是台灣人民以自由意志、經由和平手段選舉出來的新政府，面對的是國共內戰殘餘未真正清理的後續事態，中國的陰影籠罩在太平洋西南海域的台灣，這個應該是主權獨立卻被中國意理綁架的國家。
人應該怎麼說話？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常常不能真摯。因為，政治人物常常以「法」，經濟人物常常以「理」支持他們的發言。一個進步國家和一個優質社會，文化上重視真摯意義，會以「情」去檢視政治的「法」與經濟的「理」；但反過來的國家和社會，政治的「法」和經濟的「理」，會壓迫文化上的「情」。一向被視為支持台灣民主化、獨立化的企業家許文龍，在三二六之際被脅迫發表〈退休感言〉，以否定自己，取悅對台灣民主化、獨立化不斷威脅恫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經濟人物被綁架在經濟的「理」，而不得不撕裂自己良心的一面鏡子。原因是政經分離的迷惘，是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不能不面對的惡果。經濟人物重視、強調經濟的「理」，台灣的經濟人物在考量經濟時，常常據「理」力爭，甚至要脅政治人物以「法」支持，忽視了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尚須考量文化的「情」，須重視意義，重視真摯。
自由重不重要？民主重不重要？做為人類文明的價值，台灣好不容易發展出一個符合普世價值的近現代民主國家的雛形，而且對於自由的保障逐漸在加強。面對要接收國民黨中國這個從中國大陸流亡出來的殘餘國家，因此要併吞台灣—這個國民黨中國口口聲聲說的中國一部份的尚未民主化、尚未自由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恫嚇，台灣如果不讓世界其他國家了解自己對自由與民主的重視，而只顯示經濟功利主義，不但無法保有台灣自由民主的價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人民也是不利的。因為這無助於中國人民對於自由民主的追尋，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也無益。台灣應該有真摯的文化聲音，要有政治和經濟以外真正動人的聲音。而且，每一個重視自由、民主價值的台灣人民，要不斷發出聲音。
台灣人民│包括早期原住民，早期移入住民，戰後移入住民，應該共同發出抵抗威脅恫嚇台灣的聲音。二次大戰納粹德國肆虐時期，一位德國牧師、神學家尼爾穆勒（Martin Niemiller ,1890-?）在一首詩〈開始時他們的目標是猶太人〉就說了：
「開始時他們的目標是猶太人
我沒有說出該說的話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的目標是共產主義者。
我沒有說出該說的話
再來他們的目標是工會分子
我沒有說出該說的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分子。
現在他們的目標是我
沒有人出來
為我說出該說的話。」
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都是台灣人。想想看，一九四五年終戰時，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台灣。想想看，一九四九年，從中國大陸流亡到台灣已五十六年。歷史的因緣際會，讓台灣呈顯了族群與語言的多彩光譜。把詩裡的「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工會分子」和「我」換成台灣人的各種成份，面對著共同的自由民主價值，任何人願意像詩裡的「我」一樣，到後來沒有人為他說出該說的話嗎？
沒有人願意這樣的。但因為有人恐懼，因為有人被私利蒙蔽心智，因為有人被脅迫綁架，會有許多不真摯的話語。政治人物如此、經濟人物、文化人物如此，而後者的問題是受制於政治與經濟的不當力量造成的。三二六首都台北的街頭大遊行，許多台灣人民以行動呼喊出「民主、和平、護台灣」的聲音。這樣的聲音是為了一個自由的國家，是為了自由的愛。詩人以詩的玫瑰插在威脅台灣的槍口，見證並呼應這樣的愛。這樣的聲音應該被世界聽見，這樣的聲音才應該是台灣真摯的聲音，在一些政治人物無視台灣的自由之愛向威脅恫嚇台灣的中國輸誠的時候，在一些經濟人物無視台灣的自由之愛向威脅恫嚇台灣的中國表態的時候，台灣更應該發出這樣的聲音。
（作者李敏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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