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恒達
因為一則有關氣爆案金主的網路簡訊，民進黨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報，市警局即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規定，裁罰簡訊原始散布者三萬元。此事件見報後，引起許多回響，大部分均指責簡訊內容尚不構成謠言，或不足以影響公共安寧，也有認為此項裁罰有干涉言論自由之嫌。雖然結論均可支持，但在檢討聲浪中，似乎甚少直接挑戰社維法第六十三條規範本身的正當性。
事實上，整部社會秩序維護法對於人民權利的干預，根本不符現代人權的基礎立論。以本次事件涉及的第六十三條為例，其法律效果，除了裁罰三萬元以外，甚至可以直接由法院裁處三日以下的拘留，即便符合司法權力介入才可拘留的原則，但仍然可以發動人身自由干預達三天之久，這種規定是否符合比例原則，顯然不無疑問；甚而，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其實脫胎自戒嚴時期用來防衛社會、整飭治安的違警罰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在違警罰法原拘留裁罰程序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之後，新頒布的社會秩序維護法並未修正文字，只是把最重法律效果從七日調降為三日拘留，再把相關拘留的裁罰權移交給法院，但整體期盼透過警察無盡監督以控制社會的企圖，並沒有在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消失，相反地，反而因為符合了大法官釋字意旨，社維法許多規範竟獲得相當程度認同。這種逆向發展，絕非希冀建立人權國度的我們所樂見。
社會秩序維護法表現了社會風氣與秩序的期盼，這種本質上完全不符合轉型正義的威權想望，從戒嚴時代流傳到了解嚴後即將三十年的今日，縱使社維法法效不是刑罰，但其裁罰內容與程序等所有規範，殊值我們徹底省思正當性，未來不僅須考量廢除類似規定，更應有全面且革新性的修法，方屬正途。
（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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