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旭正
自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以來，台灣社會產生許多變化。論成果，變好的與變壞的都有；論過程，無意偶發的很多，有意的看得出耕耘痕跡的卻不多，崔媽媽服務中心在租屋體制上促成的變化是其中之一。
源自無殼蝸牛的都市社會運動，讓崔媽媽基金會自始即是一個有意圖有計畫的社會改革行動。當年，在無住屋者團結組織抗議高房價不公不義的運動訴求下，鼓勵無殼蝸牛暫緩購屋以抵制高房價是重要手段，相對地提供合理健康的租屋條件就成為必要的配套行動，所以有崔媽媽租屋服務的起步。從租屋資訊的提供，到屋主房客權益的保障，到搬家經驗的調整，是崔媽媽必須一步步面對並改變的。其中有資訊工具的摸索、處理流程的安排、慣行契約的修正，甚至搬家公司的邀約、搬家服務流程的改變、搬家服務品質的評鑑等等，十足的社會工程。
十七年了，設若當年透過崔媽媽租屋服務的年輕家庭誕生了小孩，今日勢必已經亭亭玉立的大人樣了。如今，還有多少人記得在崔媽媽之前的租屋搬家經驗：四處張貼的紅色紙條在街頭飄揚，租房子有如大海撈針，房東房客互不信任，搬家公司騙人勒索讓人氣憤。令人慶幸的，這些都在崔媽媽一群志工的努力下改變了，幾乎自台灣社會消失了，這是一場寧靜的革命。
或許有人會感歎：要花十七年這麼長的時間才能推動這麼一場改變？！是的，混亂的台灣社會就是需要這麼長、這麼深的努力才足以改變。事實上，若能真的造成社會改變進步，十七年並不算長；但若不能有效改變，一年半載也都只是泡沫，令人惋惜的浪費。對比於現今台灣社會的焦躁，崔媽媽安靜穩定地結合小市民的力量，一步一步讓社會更好，或許可以給台灣社會一點啟示。站在崔媽媽的經驗上，我們能不能推動一場「比賽愛台灣運動」──相約用十年的時間，不能說出「愛台灣」，只能用行動來努力，在十年後比較成果，改變了台灣社會的什麼？或者創造了新的什麼？二十件、五十件，甚或一百件如崔媽媽般扎實的社會工程才是治療台灣政治躁症的良方！（作者為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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