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根據通保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司法警察在偵查最重本刑三年以上之罪時，有事實足認與犯罪事實有關聯者，即須經檢察官許可，然後向法院聲請令狀。若有急迫情事不及聲請，雖可先行調取，卻仍須於事後陳報法院補發。不過，根據此條文第三項，若屬於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強盜、搶奪、詐欺、恐嚇、擄人勒贖及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重罪，司法警察只須得檢察官同意，即可調取通聯紀錄。如此的設計，雖是基於偵查重罪的必要性與即時性，而給予較為寬鬆的規定，但為何事後亦無須陳報法官補發令狀，實讓人摸不著頭緒。且原本欲藉由法院來監督檢警機關任意調取通聯紀錄的目的，也將因此落空。
由於通保法所規範的對象，僅針對刑事犯罪，則非關犯罪偵查目的通聯調取，如失蹤人口找尋、自殺或緊急救助等，就不適用通保法第十一條之一，而必須依據其他法律，如電信法的規定。而依電信法第七條第二項，欲向電信業者為通聯紀錄之調取，必須有法律的具體授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亦因此制定有「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查詢電信通訊紀錄實施辦法」，以作為執法機關調取通聯紀錄之處理準則。只是根據此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僅規定調取通聯紀錄時，公部門機關應考量必要性、合理性及比例原則，用語不僅空泛與模糊，對於得基於哪些目的為調取、門檻與要件為何，皆無任何明文。
如此規範，不僅缺乏法定性，更無庸任何理由，只要司法、監察、情報或治安機關提出申請，即可輕易取得個人的通聯隱私，致等同是法律的空白授權。若不儘速修法，不僅有恣意侵害個人隱私之危險，更有違法治國原則。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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