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乾任
北捷殺人事件爆發之後，有人將此一案件跟太陽花學運掛勾檢視。先是邱毅指稱是縱容太陽花學運的後遺症，後爆出東海大學輔導犯案人時，曾經詢問過鄭捷是否參與過學運。
雖然多數人嚴斥此類掛勾論，意圖抹黑學運。不過，或許兩者之間真的有一些關係，如果從世代論的角度來看。太陽花學運跟北捷無差別殺人事件，某種程度都可以看成青年世代對社會不滿的抗議、反撲，只是太陽花學運選擇了正向積極介入社會的手段，鄭捷卻選擇了最黑暗最殘忍的方法。
卡謬認為，殺人必然是一種反抗的手段，無論所反抗的是什麼，則太陽花也好，捷運無差別殺人也罷，都是一種反抗。
青年世代的慘狀，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已經聽得夠多，青年朋友們則是親身承受。如果從廿二Ｋ的眼光來看世界，台灣社會的確有很多事情是令人不滿的，產生極少數無法適應而崩壞的行為人，恐怕也不該太感到意外。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是人格強韌，或者能夠在充滿關愛的環境成長為健全人格者。當然或許有人會說，犯罪人家境並不差？參與太陽花的也有很多人生勝利組！
從太陽花到北捷無差別殺人事件，或再早之前的卡車衝撞總統府，已經說明了台灣社會近年來習以為常甚至引以為傲的社會秩序已經崩壞。如果繼續以為處理掉犯案者就能遏止問題，卻不去追究後面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恐怕這不會是最後一次不幸悲劇！
犯案者當然要接受法律制裁，然而，在追究凶手責任之餘，是否也容許讓專業人士介入，對這樣特殊的案例進行調查研究，掌握更多的資訊，好介入調整修正不足使用的社會制度，強化社會安全系統，做為降低未來再發生同樣不幸悲劇的機率。
面對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後的社會心理成因與社會結構崩壞，我們必須更有耐性，理性、冷靜地處理。
（作者為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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