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建德/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民主從一九八七年迄今主要的成就是自由民主政體的建立，弔詭的是，在民主化的過去二十餘年，台灣的社會經濟並沒有出現同步的表現。經濟成長率與薪資上漲率趨緩，所得差距持續惡化，失業率在一九九六年突破三％之後即一路上升，中間經過二○○一與二○○八年兩次經濟危機，失業率更數度超過五％。台灣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外部面臨的是全球資本主義自二次戰後的重大變遷：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逐步確立，內部則是黨國資本主義的結構轉型，政商關係面臨重組。這個內外結構關係的變化產生了下列社會後果：工會力量的逐步削弱（疲弱不振？），減稅措施相繼推出（特別是針對資本與土地利得減稅），國營事業民營化，社會基本服務（醫院、教育、托兒與托老社會服務及住宅）的私有化，社會貧富差距逐步擴大。
民主化許諾公民的不僅是政治參與權的保障，同時還應包括基本生存權。經濟成長的果實應該有效地擴散到所有公民，公民基本社會服務享有的權利應該獲得確保，以保障公民追求自我實現，完成個別人生目標的權利。然而，衡諸上述台灣民主化期間社會經濟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民主化似乎逐漸耗盡它做為一個值得追求烏托邦的能量，而出現某種精神上的危機。
我們認為，台灣民主在過去二十餘年的發展嚴重地忽略了保障中產階級與勞工的「社會民主」面向。而過度強調自由民主的結果是墮落成僅只有選舉民主的形式，同時是對於大型政黨與資本家有利的選舉民主，少數人與團體壟斷了多數人的意見表達管道與決策權力。其結果是所得與財富向某些集團與產業集中，更廣大的中產與勞工階級卻必須負擔國家租稅負擔與經濟再生產（生育撫養與提供勞動力）的功能。
此外，九○年代以來，強調「供給面」取向為主的新自由主義策略，所造成的最大問題是：全球結構性失業風險與勞工實質購買能力的下降。由於強調降低生產成本，勞工薪資不斷被壓低。然而，勞動者同時也是市場上的消費者。薪資下降的結果造成生產過剩的問題。其次公共服務私有化也對廣大的勞工與中產階級形成家戶支出的嚴重負擔，在台灣特別是教育、住宅與托兒托老服務個人負擔的程度上升，對於低所得家戶特別不利。
面對這個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危機，我們認為台灣應該進行一個以社會民主為主軸的結構改革的方案。這個「社會民主」方案的改革將使台灣脫離目前以剝削自然環境和勞動力為主的競爭力，調整為勞動價值至上的政治經濟體。
在社會民主的原則下，政府有義務提供公民基本所得保障，基本社會服務則應由政府直接提供，而非放任市場。基本思維是：受政府管控的基本社會服務財貨供需比例將可有效率地節制民間市場一定比例的價格。如此一來，整體基本社會財貨供需體系將有半數以上處於相對穩定的價格結構中，可讓中位所得以下家戶得以免除高生活支出之苦。至於民間私人市場則是用以滿足較高消費能力者。
在這個基本前提下，我們主張大部分基本社會服務應該由國家直接提供，目前的「市場化」福利服務設施應該收歸國有，由國家直接興辦，成本則由政府吸收。所需財源應從以下三方面著手：將綜合所得稅率提高至六十％、課徵資本所得稅（如證券交易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與暴利稅（windfall tax）。具體政策主張是加大國家在各項公共服務的供給比重，基本思路是以壟斷公共服務市場，以取得主導市場價格形成與勞動條件保障的優勢。具體項目包括教育、托兒與托老服務與住宅。
我們同意，台灣的出路在於全球化與產業升級。然而其前提在於：現有產業在生產力提升過程中，必須有高品質的人力資源，才能因應經濟國際化的產業競爭。知識經濟的驅動力是資訊金融市場、企業及勞動力。而生產力的成長則源於創新，這包括了生產、過程與組織的創新，但也應提供個人在生活中最低層次的所得保證與基本社會服務，才能具有創新的能量。
以公共服務為基礎的福利國家將能提供台灣在邁向國家創新體系一個最基本的保障。全球化與創新當然是台灣向世界經濟版圖進攻的策略，福利國家則是台灣面對全球不確定環境下的防守策略，兩者缺一不可。社會民主將是台灣在第二波民主改革中民主鞏固的重要前提。同時，也將使台灣與全球進步的力量更能有效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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