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財長會議將要求亞洲貨幣升值的消息一出，效應立刻發酵，週一開盤美、歐元兌日圓大幅貶落，日圓兌美元即升破五年新高的一美元兌一○二日圓，帶動了韓元等亞洲貨幣（中國人民幣及香港港幣除外，以下同）全面走揚，新台幣亦勁升二點一五角，收三十一點八○四元。
央行官員強調，近期新台幣升值主要還是受國際因素影響，升值幅度會尊重市場機制。儘管新台幣升值已多，但和鄰近國家相比，新台幣匯率還是相對穩定。市場人士預料，只要日圓持續升值，新台幣還會持續看升，甚至單日升值逾一角將成常態，大有火上加油之勢。
歐洲央行為什麼斤斤在意要讓亞洲貨幣升值呢？自從歐元匯價對美元開始升值後，他們就不斷對歐元升值表示恐懼，認為將影響出口競爭力。早在前年（二○○三年）七月，當歐元兌美元匯率升至一點一三之時（即一歐元兌一點一三美元），德國總理施若德就已呼籲歐洲央行壓低歐元匯率。他指出，歐元升值對德國出口業者造成重創，使德國經濟持續低迷不振。一方面美國的貿易逆差年年創新高，一九九五年之前美國貿易赤字還不到兩千億美元，去年前十一個月的貿易赤字已達五六一三億美元，僅十一月就高達六○三億美元，全年當超過六千億美元之天文數字。為此，美國官員也不斷地放話，希望以美元的貶值來增加出口競爭力，消減貿易赤字，也是近年歐元不斷緩慢升值的主要原因。由歐、美領袖們的言行判斷，「貨幣升值不利於出口，從而不利經濟」及「貶值可以增加出口競爭優勢」是歐、美各國領袖之共識，這點幾已無庸置疑。
歐洲央行要求亞洲貨幣升值的主要根據是，歐元兌美元匯率自二○○二年初探底（○點八六）之後即一路回升，至去年升幅超過四成（若與一月十七日收盤價一點三○九三相比，則升幅達五十二％），但亞洲貨幣之升值幅度相對不大，日圓升二十一％，至二○○四年二月六日韓元、泰銖也只升十％，形成貿易上的不公平競爭。不過一國貨幣之升、貶幅度多少，往往因所設定之比較基期不同而會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若依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歐元正式流通時之原始匯率一歐元兌一點一六六七美元與去年年底的一點三五五六相比，歐元兌美元升值十六點一九％，同一期間日圓升值廿一點六六％，韓元升廿六點一三％（均依一九九八年均價），顯見歐元非唯一對美元升值的貨幣，日、韓貨幣升值的幅度反而比歐元高，很難將歐洲經濟之不振與美國貿易逆差輕率地歸責於亞洲貨幣。
可是美國入超問題之嚴重性也是事實，那麼主要問題出在那裡？若暫時不談美國本身的問題，主要應是出在同為亞洲貨幣的中國人民幣及香港港幣的匯率。去年中國之貿易量超越了一兆一千五百億美元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德的大貿易國，但中國人民幣自一九八○年的一點五三人民幣兌一美元大貶至一九九四年的八點三人民幣兌一美元以來，就一直採取盯住美元政策。超貶的人民幣匯率確實成為促進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魔杖，自一九九○至二○○四的十五年間，中國搜刮了台灣為主的世界生產性資金，把中國蛻變成為世界的工廠，以廉價之產品席捲全球市場。去年（二○○四）對美出超達一四四七億美元（至十一月），與二○○○年的七七八億美元比較，短短四年整整增加達一倍。是以若只要求亞洲貨幣升值而獨讓人民幣及港幣盯住美元，則美元之貶值等同於人民幣及港幣之貶值，必越加激發亞洲國家生產資本之轉移中國，壯大中國世界工廠之效能與規模，對美國赤字之解決不但毫無幫助，反有加大赤字規模之弊。因經中國製造之產品其價格遠比在亞洲各國製造者為低，從而更形增加美國進口之數量。是以歐洲央行應好好認識真正問題之所在，了解中國龐大的磁吸效能，先行要求人民幣升值，方能從根解決全球貿易不平衡之問題，而非盲目要求亞洲貨幣升值。
除此之外，以台灣之立場言，國人必須了解，即使亞洲貨幣因歐、美之壓力下升值，新台幣亦絕無升值的條件。台灣由於十餘年來政策之偏差，已被中國收編納入於統派所稱的「大中華經濟圈」內，現在台灣生產性資金每年以ＧＤＰ之三至四％之速度向中國移動（此一數字日本為○點○五％，美國為○點○三％），台灣高達八十六％的海外投資在中國，此一移動之主要動力即是極端偏低的人民幣匯率。若我方政府及央行不以更嚴謹的態度面對此一問題，輕易地依市場動向，跟隨其他亞洲貨幣升值，必立刻加速台灣生產性資金向中國之移動，速度遠比日、韓及亞洲各國為快。擴大我國企業對中國之投資，排擠國內投資，更加壓縮台灣經濟之成長，甚至會使好不容易才復甦的經濟力道戛然而止。
不知是否意識形態在作祟，國內至今仍然有許多學者及官員對新台幣之升值抱持樂觀的看法，甚至為人民幣之堅拒升值辯護。他們經常針砭我國之外匯累積，但對中國之六千多億外匯存底卻噤若寒蟬。希望國人及我們的央行不為這些「大中華」思維的論述所誤導。當然我們了解央行之苦衷，我國亦在外匯市場的自由原則上有所承諾（如特別匯兌協定），但面對不守市場原則的近鄰中國，只有堅持「人民幣若不升值，新台幣亦不應升值」的態度，方能貫徹推動台灣經濟的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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