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最近在出席民主基金會慶祝活動時，大談「容忍歧見」。他說：民主要求大家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容忍歧見，他還特別強調其中「容忍歧見」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當代的台灣，較之蔣介石時代，針對主政者有關「容忍歧見」的負面表現，形式、程度與做法或有顯著的差別，但是若以時間做為另一軸線，也就是把社會的進步、觀念的啟蒙等因素一起列入評比，這些年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恐怕正走在下坡道，「歧見」被當權者「容忍」的空間，以及被「報復」的可能性，無不正在摧殘馬英九口中「容忍歧見」的正當性。
既然政治權力者主動述及於此，而我們也認為這是無可妥協的價值，不妨就以此做為對話的起點。馬先生說：胡適曾經說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當時胡適說這個話受到不少批評，「當我們更進一步走向民主的時候，大家再想想，這句話真的很重要。」首先，這引述並不精確，這句話其實是胡適母校康乃爾大學史學家布林（George Lincoln Burr），給胡適的啟發。胡適在《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中，做了清楚的交代，布林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讓胡適難以忘記。
《容忍與自由》寫於一九五九年，這是蔣介石年代。根據胡適晚年秘書胡頌平的紀錄，這篇文章最早的題目是《政治家的風度》，在那個年頭，指涉性非常強烈，於是修改為《自由與容忍》，最後胡適決定把「容忍」調在前頭，才以《容忍與自由》定名。因此，我們可以認定這是胡適想與蔣介石溝通與勸諫之作，主要對象應是包括雷震的《自由中國》而來。
從保護言論自由這個角度出發，再看胡適的文字，就更加嚼而有味。胡適說：「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他同時進一步闡釋：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既然，這些話是說給蔣介石聽的，今天馬先生談到胡適，可不能誤以為這是當權者反過來對公民的「教化」，理當視之為這是對自己的警示格言，應該時刻反省自己與自己帶領的政府在施政作為上，有沒有時刻把「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做為看待批評、異議者的態度？有沒有越過紅線，利用檢調司法、遊戲規則等工具與政策，立意去修理、羞辱、嚇阻、箝制反對的「歧見」？這點，午夜夢迴時，面對這些年各領域層出不窮的不公與不義，馬先生實在不乏材料，很有必要好好想想。
談到容忍，有段狗尾續貂，不能不加以提醒。馬先生認為：「台灣和中國大陸關係發展越來越密切時，中華民國的民主發展對於民主制度較陌生的華人，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是在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上，第一次在中華的土壤中種下民主，並開始生根發芽。」這時，胡適有另外一句話，可供參考。胡適說：「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即使強調容忍的重要性，胡適仍不能容忍愚蠢，這裡的愚蠢當然不是先天智識的愚笨，而是胡適說的「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馬先生真該聽聽他輩，特別是人民的主張。
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人民的土壤，種下民主的也是人民，非出於任何當權者。主政者倘若脫離了人民，不把人民置於施政的最前位，甚至對付人民，又如何侈言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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