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林益世案件的第一審判決出爐，由於特偵組所起訴的貪污重罪，全以無罪論，而唯一成立的貪污罪，竟是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林益世並成為此罪的司法首例。如此的判決，已凸顯出財產來源不明罪遭誤用的結果。
在二○○九年四月，我國於貪污治罪條例增訂第六條之一，針對公務員財產異常現象，其須提出說明，若不為說明、說明不實或無法合理說明，即可處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此即為我國型態的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希冀藉由處罰的前置化，以來防制貪瀆。只是根據此條文，須對財產與所得不相稱時的說明義務者，僅限於涉嫌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的被告，且是否說明乃委由檢察官為裁量，此就難避免因人、因事而異的差別對待。
為了解決如此的窘境，在二○一一年十一月，立法院特別修法，除將法定刑的上限由三年提升至五年外，亦將適用的對象，由原本的貪污罪被告，擴及於犯包庇色情、賭博、組織犯罪、人口販賣、毒品、走私、槍砲、兒童色情等罪。甚而在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的第十款明文，只要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犯刑法之罪，而有財產與收入不相稱的情況，即負有說明義務，以擴張本罪的適用範圍。
只是如此的擴大，卻仍以受檢察官偵查為前提，也就是在貪瀆重罪已經爆發後，附帶要求說明財產來源，則檢方若置這些不明財產背後的重罪於不顧，而以財產來源不明罪為了事，就屬一種輕縱。只是在林益世案裡，卻讓人看到了如此的結果。
因從特偵組所查得林益世的金錢總額，早已超出其所供稱的六千三百萬元甚多，關於來源不明的財產，檢察官理應全力追查這些金錢是否為其他案件的不法所得；法院未察於此等犯罪的特性，致無要求檢方追加更重的不法罪名，即草率以財產來源不明罪為判處，不僅讓被告得以輕判，也將使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為規避貪瀆重罪的護身符。如此的司法首例，不要也罷。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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