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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正在推行「全國閱讀運動」推介六十三本文學好書，包括繪本、散文、詩及小說。這個運動進行中，讓人想起德語詩人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一八七七 - 一九六二）的一首詩︿書﹀。不同於傳統漢語社會「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功利性，而是更純粹的文化心境與風景：
這世界的書，
並不都會給你帶來幸福，
但是，它們會悄悄地
教你回到自己的內部。
這麼純粹的文化心境與風景，印證的是一位從德國歸化瑞士的詩人行止。反對戰爭，鼓吹和平的這位德語詩人，選擇一個小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都受到德國人的打擊。但相對於當下許多台灣的政經文化人物背離自由國度而迎附專制獨裁的中國，更顯現文化態度的可敬。所謂的「教你回到自己的內部」應該是回到真摯的內部，能夠感受到光的內部，而不是趨炎附勢吧！
閱讀，是一個人的文化運動。
閱讀者與書相遇的時刻，他的心和書裡的話語相遇。即使書中有澎湃的熱情，情境也是安安靜靜的。這是沈靜下來的時刻。試想，當台灣有一百萬人正在閱讀一本書的時候，就有一百萬人沈靜地面對書中的世界；有二百萬人在閱讀；有五百萬人在閱讀；有一千萬人在閱讀…每一個閱讀者都在進行一個人的文化運動。那是一種多麼動人，不是喧囂而是沈靜的文化運動。
閱讀者經由閱讀而進行意義的對話。這樣的文化運動不像台灣常見的文化節；以廟會或以特產為名的文化節。台灣各縣市喜歡舉辦的農、漁、牧產文化節或媽祖、王爺公文化節，常常以文化包裝經濟、政治之實，關心的還是產業數字和權力形色。熱鬧滾滾的氣氛透過電視螢光幕的傳播，一年又一年，張貼在我們土地或人們心靈的庇佑意義，反映了什麼呢？對於善美與真實的追求，這樣的文化節又提供什麼啟示？
看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是巴塞隆納城守護神，聖．喬治（St. George）的慶典日。這一天也剛好是莎士比亞生日。巴塞隆納巧妙地把這一天發展成「書香日」（Book Day），每年這一天，男士送女士一朵玫瑰花；而女士則回贈男士一本書。一九九六年起，書香日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ＵＮＥＳＣＯ）支持響應而發展為「世界書香日」（World Book Day）。世界許多國家，在每年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都有這種書香日活動。男士們，到花店去吧！女士們，到書店去吧！以書與花的交換對照著男與女的溝通，在振興閱讀—因為電視和消費化而受影響—顯現某種積極性。
台灣也有過響應「世界書香日」的閱讀振興，但相對於時興的產業和廟會文化節的熱鬧非凡，「世界書香日」顯得黯淡，甚至走調。交換禮物變成交換書，或由主辦單位買花、買書交由參加的人們行禮如儀，不了了之。原本可能在青少年之間發展的「世界書香日」不如每年二月的聖．華倫泰日情人節；白色巧克力情人節；甚至農曆七夕的情人節。因為這都與百貨公司或餐廳有關，物件或餐飲的商業價值較高，容易吸引商業機制的炒作。台灣的青少年被吸納在各種情人節發展出來的商業活動，但就是與書無緣。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如果是這樣，那怎會變成文化國家呢？甚至政治改革怎能真正成功呢？正在推行的全國閱讀運動面臨的也正是這樣的課題，是文化部門要注意因應的。
台灣曾有一波一波的閱讀運動，但閱讀，一直沒有成為國民生活裡具有位置的事項。官方的例行公事碰上現實生活裡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文化，重功利輕教養，加上戰後國度變動、語文轉換的政治與文化病理，台灣人的閱讀傳統，特別是文學閱讀的傳統在被破壞以後，並未真正形成。戰前的青少年養成，讓學經濟的李登輝，學政治的彭明敏，學法律的劉慶瑞，都具有濃厚文化涵養，甚至可以譯讀他們熟悉的德國文學，評介詩人歌德作品。相形於戰後養成的政治、經濟、法律人的文化教養，差之何止千里！
儘管台灣的政府組織裡，教育部、文建會、國科會…看似有龐大的文化部門。相形日本的「文化教育科學省」三者合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是三者合一的單純化，在發展文化國家這一課題也不見得成效良好。若問國人是否知曉台灣作家和台灣文學作品，或世界作家和世界文學作品，也以茫然居多。教育部某些振興學生文學閱讀，或嘗試加考作文，也多見譁然，國民的文化志向可想而知。看看美國的中學生閱讀什麼文學作品，看看日本的中學生閱讀什麼文學作品，看看韓國中學生閱讀什麼文學作品。看看其他國家，儘管文學閱讀普遍受到電視，消費化的影響，但是不會像台灣一樣，視文學為無物，或只視輕薄浮淺之文學為文學。
台灣的國民應該形塑文化的生活志向。而閱讀，這種一個人的文化運動能讓國民的意志和感情更深刻更豐富。太浮面化，太喧囂的社會，一個人的靜靜閱讀也會讓台灣更堅定，更沉潛。有閱讀者，才有寫作者，而連結兩者之間的出版和書店才能活絡。一個人的文化運動因而形成產業條件而豐富經濟；一個人的文化運動也因而形成更進步的政治視野，推動我們國家的確立和正常化。
（作者李敏勇，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