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昕媛
最近隨著台灣經濟的持續低迷，社會中出現了許多的檢討，為什麼香港，新加坡，甚至韓國的國民所得都已遠超過台灣?為什麼許多在台灣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們會遠渡重洋去從事勞力工作呢? 然在這許多的討論中，似乎並沒有直接回答是什麼造就了香港，新加坡的好，也無法回答是什麼造成了台灣現在的困境。再著雖然台灣大環境困難，還是有少數公司，如台積電、聯發科等締造了驕人的表現。筆者認為從國際分工網路的角度能幫助台灣了解這些不同的表現背後的成因，並幫助社會找出解決的方案。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國富論中最重要的一個發現是分工和專業化是一個社會提高生活水準的最重要的方式。然分工的深淺受限於市場的大小。市場愈大，分工愈細，專業化程度愈深，生產力愈高。台灣小國寡民，國內市場小，所以要發展必須加入國際的分工網路。誠然，台灣過去的經濟成就是由加入國際分工網路所取得的，不論是早期的紡織等輕工業，到過去二十年的科技業，台灣均是藉由參加國際市場，扮演國際分工的一環而取得經濟成長的。
然而分工不是沒有成本。隨著分工程度的加深，每個分工成員負責的任務範圍變小，分工網路內的成員變多，交易種類與數量增加，交易成本也會隨之上升。然在一個國際分工網路中，不同的角色所面臨的交易成本不同。台灣選擇了一個交易成本低的產品代工模式來進入國際分工網路，香港和新加坡則選擇了進入交易成本高的金融、管理與法律的服務產業。產品代工的交易模式簡單，是少數的產品對少數的買家，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人際互動。服務業則不同，是人對人的交易，要能加入服務業的國際分工網路，在語言、文化、和整個社會法律基礎建設都有較高的要求。
也因為台灣所選擇的分工角色的交易成本小，以商業語言來說，也就是進入障礙低，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當廣大的中國人民加入了國際分工網路時，也選擇了產品製造代工。然而，隨著低價供給的增加，利潤空間隨之降低，也就造成了台灣過去十多年的薪質零成長了。
台灣一片不景氣中的兩個例外：台積電與聯發科，則各代表了面對台灣的困境的兩條不同的道路。台積電雖然很大程度上也是產品代工，交易成本不高，但是台積電從別的方面建築進入障礙，例如由技術上的投入和領先強化其不可替代性，以及在國際分工網路中的地位。
聯發科則代表另一個典型。聯發科的產品在技術上不是最領先的，當歐美市場早進入3G，聯發科的主力產品還在2.5G或2.75G。然而聯發科發現到，過去台灣企業要加入歐美分工網路時，因語言文化上的障礙，比歐美競爭者面臨更大的交易成本，但在中國市場這個局面整個反轉---歐美大廠和中國客戶間的交易成本高，所以只能提供不需要太多人際互動的標準產品交易，反而是聯發科由於和中國企業同文同種，可以提供中國客戶更需要的解決方案。
台灣可以真正的把所剩不多的寶貴資源投入於台灣有勝算、且能長期保持的領域。中低技術的領域，在中國上千萬的工程師大軍下，是無法提供台灣薪質成長的動力。台灣在大中華網路中所獨有的是我們民主的政體，開放的社會，相對獨立的司法和相對廉潔的政府，這些是中國在可見的未來還無法追趕上的。而我們這些優勢也正是文創、金融、管理、法律服務業成長所需要的，期待我們認清國際分工現實，再造台灣的第二春。（作者為科技業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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