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司法人員可能大部份都看過「包公傳」這本舊小說，也許有人還是因為受 「包公」的精明與威風激勵而投身司法。拿舊小說英雄當樣板，活在古代虛擬世界，可能是司法人員態度傲慢自大的原因之一。
這些生於法治時代的檢察官與司法官，受現代法學的影響，似乎遠不及受中國歷史文化、「包公案」的影響那麼深。前台大法學院院長彭明敏教授，便批判承辦富少偷拍淫照案的檢察官，以泛道德的激情語言，公然痛罵被告，有違司法人員就法論法的冷靜角色。
這種司法人員活在「包公傳」的帝制時代，把「我就是法律」的「自由心證」與專斷施展到極點；有人自認為是正義化身，動輒「拍案怒斥」，有人拿宋代公使錢替馬英九脫罪，有人用政治語言談法律問題。
例如，特偵組發言人「呼籲政治人物學習尊重司法，且勿濫訟，浪費司法資源」，這真是「包公」精神萬歲。檢察官的職責在於代表公權力起訴涉嫌違法者，而被告有權提出辯護，兩者地位平等；人民也享有訴訟權，檢察官無權指控人民「濫用司法資源」。
是否濫用司法資源，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不是檢察官所能認定。
台灣法官常見不知本分，不以中立地位維持審判程序公平進行，反而高高在上，動輒訓話；他們掌握判決生殺、有罪、無罪的大權，與美國法官只能聽陪審團定奪，大不相同，更助長其驕氣。
受帝制「包公傳」的腐蝕，和黨國體制的政治操控，許多司法人員有「包公」的威風，卻沒有「包公」的獨立與公正；台灣司法要受尊重，首要工作在清除「黨國」與「包公」遺毒。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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