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翔
報載我國所得最低二十％家庭的透支金額，創下史上第二慘的紀錄；整體家戶平均儲蓄率也創三十五年新低。這過去數年，我們所見的是ＧＤＰ成長率不斷下修、貧富差距屢創新高，物價飛漲，實質薪資所得倒退十四年。面對極度惡化的經濟環境，政府千篇一律歸咎於國際經濟情勢，產業界亦不斷地撇除責任，除了怪罪政策、景氣，更將責任推給勞工…。薪水不漲是因為人才的競爭力不足、高等教育供過於求，但是漲了薪水又會危及產品在國際之間的競爭力，國民所得就在這矛盾當中不斷惡化。我們不禁要問，台灣的產、官何時才願意真正面對問題？
一直以來，台灣擅長的產業模式，是以快速地技術學習與彈性化生產網路，來切入國際生產鏈的某一環節；這種產業模式仰賴的是外國資本的技術轉移，利潤也僅能撿別人「剩下的」，因此唯有對內不斷地壓縮自己的成本，並無所不用其極的使勞工產出極大化，才能擴大利潤率。問題是，當我們的技術水平到達一定水準，外國資本為防自身的利潤被瓜分，會開始阻礙技術轉移，乃至培植其他開發中國家的資本。這種發展似乎是一種必然，但我們其實是有選擇的，我們不需要隨之起舞，不需要與開發中國家進行殺價競賽。
所謂的競爭力，說穿了，就是在商品市場中獲取更高利潤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追求競爭力不應該只是一味地降低成本，而是透過創新或加值，提升自身商品在生產鏈中的位階，才是正途。
台灣已經遭逢殺自身價碼殺到民不聊生的當下，是否應該嘗試跳脫一成不變的代工思維？而當怪罪勞工競爭力的言論出現時，是否應當反省我們產業界的生產模式產生了一種僵固性，讓我們陷入紅海而動彈不得？
（作者為勞工研究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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