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禮詩
海軍168艦隊長張鳳強少將越域操演的大過懲處，於13日海軍司令部所召開的官兵權益保障委會決議撤銷發回後，艦隊指揮部的人評會最快在2週內召開，或許海軍艦隊司令部在社會觀感與輿論壓力下將會核予較為適當的處分，然而事件的真相呢？仍令人摸不著頭緒。其中爭議最大的四個疑點，國防部實有必要向社會大眾說明、並佐事證以理服人，方能杜外界攸攸之口。
首先，何以防空識別區（ADIZ）成為拘束海軍操演的界限？此一問題，不僅前三軍大學校長費鴻波上將、前海軍參謀長蘭寧利中將在接受媒體訪問中均一再的質疑，且十三日張艦隊長在接受軍事檢察官訊問時，亦強調並未有人提及不得駛出防空識別區的規定。然若搜尋以往海軍與日本所發生的漁事糾紛案例，卻意外的發現「國軍聯合監偵作業規定」中對「海上偵巡以防空識別區海域為主」的約制，相信海軍司令部即是以此規定問罪於張艦隊長；然以此偵巡的規定限制戰術總驗收的戰術作為是否適當，這是國防部必須澄清的第一個疑點。
其次，前述的海軍退役將領與海軍司令及督察長對於國際海洋法中鄰接區無害通過的限制，看法也極為不同；甚至在八日的國防部記者會中，海軍提出了無害通過的「特定作為」限制，但翻遍國際海洋法的法條，卻不見對「編隊、轉向或任何信文與電子訊號發送」的限制。海軍何以在國際海洋法中對於艦艇的「無害通過」，進行高標準的「自我設限」？此亦為海軍所必須說明。
再者，誠如媒體報導：越域操演發現之始，海軍即將其定位為軍紀事件，然何以自艦隊指揮部、海軍司令部至國防部等各級主官均未依「國軍軍紀事件反映規定表」所律定，於事發之五至十五分鐘內循「主管、政戰主管、戰情值日、監察及保防」等五條管道逐級回報，而是由司令向參謀總長及國防部長親自面報？雖然事涉將級軍官、謹慎在所難免，但此一謹慎態度為何未向懲處的舉措擴散，於事發的第二日在當事人不及到場的情況下即召開人評會，並快馬加鞭的在第四日發布大過、在第八日也就是趕在馬英九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的前二日移送法辦。海軍標準不一的處理態度是應該說明的第三個疑點。
張艦隊長在調查的自述中提及其曾在兵棋推演中向統裁部報告：「若在操演中無法抵達計畫中『北4A機動待命區』，將視狀況駛往『預備機動待命區』或防空識別區（ADIZ）以外的『北1A機動待命區』」。惟張艦隊長所提之應變計畫，在兵棋推演中未獲統裁部的回應；但實際上，海軍現用之各式海圖上均未標註此三個「機動待命區」，而兵棋推演中能無礙的與統裁部溝通艦隊的就位區域，再對照督察長所謂的「沒有張艦隊長所說的驗證課目」說法，其間「不驗證、卻有圖、講皆知」的不合常理之處，實在啟人疑竇！
以上的四大疑點，捕捉過程中的細微末節與違反常情之處，兜攏起來很難不讓人聯想：是否外交部在七月透過管道將「東海和平倡議」相關內容告知日本，但七月二十七日日本自衛隊P-3C偵知168艦隊長在戰術總驗收中於日本與那國島的鄰接區海域內操演；日本面對168艦隊的操演與「東海和平倡議」的矛盾，不知馬總統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只得透過我駐日軍協組詢問支隊意圖。未料，戰術總驗收結束後的檢討會中，張艦隊長向海軍副司令匯報日本P-3C的偵查行動後，海軍高層向涉外單位求證後，驚覺168艦隊長的戰術作為對馬總統即將提出「東海和平倡議」的影響，故未遵「國軍軍紀事件反映規定表」的回報機制，由司令直接與國防部長商議善後。國防部自忖於事態嚴重下，在曾任海洋監偵指揮部的海軍決策高層建議下，勉強的以「國軍聯合監偵作業規定」中防空識別區的限制及高標準的「無害通過」解釋，拿168艦隊長當墊背，並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懲處、法辦的相關程序。
只是國防部及海軍司令部萬萬沒想到，這自以為天衣無縫的揣摩上意之舉，竟引發了輿論的譁然與張艦隊長的反彈。面對外界對防空識別區（ADIZ）限制操演及高標準無害通過「自我設限」的疑問、操演海圖何以無端的加註非驗證科目的「機動待命區」與關鍵電報「失而復得」等種種的質疑，惱羞成怒的擴大懲處的範圍，讓張艦隊長即使逃過大過及軍法處分，未來也難以在海軍立足。故而出現了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決議撤銷大過的十比六投票結果，竟和十名學者和六名海軍官員的比例不謀而合的吊詭。
如果國防部無法解釋前述四大疑點，則證明了張鳳強艦隊長的懲處案活脫脫的成了一場當代的官場現形記，使覬覦我南海太平島已久的越南政府，竟在我強化太平島防務的首批120迫砲及40公釐砲運抵之際，大言不慚的抗議我「侵犯其主權，導致區域情勢緊張」；另面對釣魚台的爭議，馬英九總統雖然善意的拋出「東海和平倡議」，但在懲處案過程中所表露的海軍馬屁文化、攀附習氣，怕是在東海的區域強權—中國及日本的眼中不過是腐敗墮落的北洋艦隊現代版罷了！（作者為前新江軍艦艦長、前海軍官校軍事學科部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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