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可飛
在三月六日，當美牛風暴及禽流感議題正吸引社會目光時，特偵組對去年十二月底爆發的「國安會監控在野黨」一案，悄悄地行政簽結。若觀其新聞稿，調查證據的方法草率到不可思議。
也許特偵組及社會認為對「現任總統」依釋字六二七號表示「不得進行偵查」，但為避免證據滅失，該解釋文後段仍表示可為「必要證據保全」：檢方仍可對「特定處所、物件或電磁紀錄」聲請搜索、扣押，並由高等法院組成五人「特別合議庭」審查之，顯見對總統進行偵查時，檢方仍有「聲請」發動強制處分的權限。
如從壹週刊該篇文章第四十四頁可知，在過去四年的國安事務中，馬先生「只會打電話詢問，詳情則是透過國安會瞭解」，國安會為總統的諮詢機關，總統瞭解事務本無疑問。但馬先生在瞭解過程中，有無進行指示、命令？如果不調閱總統府及國安會內的會議紀錄、扣押電話錄音，要如何確保總統不會上下其手？只憑馬先生的「就職演說及政見發表會言論」，即認定罪嫌不足，要如何杜悠悠之口？
一九七二年的水門案剛好成為對照組，同樣在「選舉過程」中發生且尼克森順利連任，但面對剛贏得人民選票信賴的總統，美國檢察官並未因總統說「不是我指示的」就信任他而不發動調查。步步進逼的考克斯（Archibald Cox）檢察官要求白宮交出「可能有犯罪證據的錄音帶」，尼克森不只拒絕且將其免職，引爆了史稱「週末夜大屠殺」的政治風暴。最後在國會施壓及最高法院判決下，尼克森交出錄音帶並辭職，更奠定了美國檢察官不畏權勢的地位。
同樣面對國家機器介入總統選舉的「歷史時刻」，美國檢察官選擇追查真相的道路，而台灣特偵組則是走向「辦公室內的偵查」，讓真相石沉大海，相信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作者為政大法研所研究生，台灣青年智庫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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